王晟及其他《孙策传》注引《吴录》：“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回：‘展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采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厂乃舍之，余威族诛。”按嘉兴汉末称由拳，乌程、由拳皆属吴，与孙氏同郡。王晟是卸职在籍官员，与孙氏为世谊，孙策父执。他亦与邹他、钱铜一样疾恨孙氏，聚众抗拒。孙策对他们处置惨酷，不亚盛、周。
与大族英豪抗拒孙策相应，江东名士纵横议论，从而成为屠杀藉口之事，也时有发生。据《孙策传》注引吴录》，吴郡高岱善《左传》，广交游，曾为本郡太守盛宪上计，举孝廉。许贡与盛宪宿怨，贡领吴郡，岱将宪避难，奔走求救。孙策统会稽，高岱隐于余姚，策命岱出，交谈中以为岱轻己，囚之。岱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清，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江东英豪名士本为一体，往往以接姻、交友联络。高岱所友八人，其中有吴四姓之张允，其人即名主张温之父，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还有吴兴大姓沈缗。吴兴沈氏又与盛宪为姻家，沈瑜、沈仪为盛宪外孙。①沈仪又与吴四姓之陆绩为友，②绩父陆康汉末官庐江太守时为孙策所破，绩及陆氏宗族在庐江者，死亡甚众，而陆绩反对孙氏言论甚显，事详下文。可见江东英豪名土与孙策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仇隙甚多，孙策锄诛异己，以立威名，江东一时为之震慑。
①②《宋书》、OO《自序》。
孙策死，孙权为政较为收敛，对江东大族以笼络为主要手段，但镇压之事亦有所闻。原来为孙策所迫而未及诛戮的盛宪，后来死于孙权之手。《吴主权传》建安九年(204)注引《吴录》，吴兴土人沈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于朝会时有所是非，受法责后直指孙权有“无君之心”。孙权度其不为己用，遂杀之。沈友并无武力反抗或其他激烈行动，主要是名士受清议之风激荡，心存汉统，名节为重，对霸业的追求者梁骛不驯。这种现象中原为多，吴蜀亦有。不过孙权时举贤任能是施政要务，与大族名士的对立虽不能完全消除，毕竟比孙策时缓和多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表现形式与内涵都有所不同。发生在黄武三年(224)的张温、暨艳案是最重大的一宗，已另文探讨。
《孙策传》载建安五年孙策死前，呼弟孙权佩以印级，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当着张昭等人所说的这一席话，既是对孙氏兄弟能力长短的估量，更是面对江东艰难世局对继承者孙权的政治嘱托。孙策希望孙权不要再像他自己那样只是专注于武力的征服，继续与江东大族为仇;而是要留意于举贤任能，推行文治，首先是争取那些“以安危去就为意”的淮泗宾客的归心，并与他们一起去争取江东大族。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改变孙氏淮泗入侵者的面貌，摆脱孤立地位，以求在江东长久存在和发展。孙权统事，基本上遵循孙策的遗嘱，一步步探索改变轨辙的办法，首先是求贤接士。陆机《辨亡论》说：“夫吴，桓王(孙策)基之以武，太祖(孙权)成之以德。……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土尽盛德之容，亲仁酷丹府之爱。”陆机在歌功颂德中透露的事实，我想是近真的。这也是本文下节所要探讨的主旨。值得留意的是，歌颂孙策、孙权的吴郡陆机，正是当年被孙策攻迫至死的陆康的族人。陆机之祖陆逊，曾随从祖陆康在庐江任所，逃还吴后为陆康之子陆绩“纲纪门户”。陆绩怀恨孙吴，终于以讥刺当局而徙官郁林，死于徙所，而陆逊则靠拢孙权，渐至显位。处在分化状态的江东大族，大部分人物对孙吴政权逐渐由反对、观望转为合作，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三宾客去留对孙氏统治的影响
前引《吴主权传》史臣所述孙策死时世局艰险之状，有“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一条。“宾旅寄寓之士”，《吴书》中又简称为“宾客”。①为什么宾客去就会成为孙权忧心的重大问题呢?
①《三国志?;吴书》中这一阶段常见的“宾客”，多与“宾旅寄寓之上”同义，而与东汉以来作为依附户的“宾”和“宾客”不同。不过我推测，如果宾旅寄寓之士长久不能获得较好的生活和较高的地位，也有沉沦为依附户的可能。
孙权欲植根江东，必须有江东大族支持;江东大族既然以外来入侵势力视孙氏兄弟，力图反抗，孙氏兄弟就不能不另寻支撑以对付江东大族。这个道理浅显易明，何况其时荆州、巢湖地区时有军情，孙氏的淮泗军事集团不能久处孤立无援状态。孙氏的助力，首应来自本该属于孙氏淮泗集团后备力量的宾旅寄寓之士。然而宾旅寄寓之士此时还不知道孙氏在江东是否能站稳脚跟，所以疑虑重重，趑趄观望，不肯对孙氏委质定分。孙氏当务之急，是尽力延揽招合宾客以提高自己在江东的影响，对付江东大族与山寇相联而形成的巨大压力。
蓄养宾客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此时在江东具有新的意义。江东寄寓的宾客，原多聚集在刘繇、王朝、华歆等北方名士为江东牧、守者的周围。《后汉书?;刘宠传》附《刘繇传》：“繇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华歆在豫章太守之任，“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王朗在会稽，北方名士许靖、桓晔、袁忠等均投之，已见前引。王朗身为羁虏以后，流移穷困，仍旧‘“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事见《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后来刘繇奔死豫章，王朗、华歆先后北归，其宾客从归者固有人在，留在江东者估计尚多。华歆北归，本传谓“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其中必多避地江东的“四方贤士大夫”，他们在华歆等人离去后只得星散于江东各地，依附于江东大族和淮泗将领，以观察孙权的动向，等待孙氏在江东阵脚立定后，再取进止。
孙策初来之时，幕府谟之士寥寥无几，〈孙策传》所列彭城张昭和广陵张紘、秦松、陈瑞等四人中，“秦松、陈瑞各早卒”。①而宾旅寄寓之士对孙策观望，若即若离。他们虽不得不就食于孙策诸将，但并不急于向孙策修敬，更不急于进入孙策幕府。《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孙策传》注引《江表传》，道士于吉往来吴会，“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于吉〕起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孙策令收于吉，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得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宾客拜于吉，或者可以用宗教原因来解释;委孙策于不顾则说明诸将宾客对孙策权威的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