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之初，北方渐趋稳定，曹操曾有招贤之举，对江东宾客动向有很大影响。《后汉书?;弥衡传》：“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这正是在孙策平辑江东之时。其时江东不臣孙策的北士脱离孙氏羁绊，北归乡里以就曹操者，当不在少数，形成极不利于孙策的政治风潮。《三国志?;魏书?;徐奕传》奕，东莞人，“避难江东，孙策礼命之，奕改姓名，微服还本郡。太祖为司空，拜为椽属”。《魏书?;王朗传》注引《汉晋春秋》：王朗兵败，沉沦江东，“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建安三年终得孙策允许。还抵许都②又，《三国志?;魏书?;徐宣传》宣，“广陵海西人，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与陈矫并为纲纪”。《三国志?;魏书?;陈矫传》：矫，“广陵东阳人也，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徐宣、陈矫二人，后来都被曹操辟为司空椽属。
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谓“子布、文表(按即张昭、秦松)俱言宜遣使修檄”以迎曹操，《周瑜传》亦言及“子布、文表”则秦松死在赤壁战后。陈端似死在孙策时，因为《陆绩传》说到“孙策在吴，张昭、张紘、秦松为上宾”，而不及陈瑞。
②关于建安初年曹操求贤，士大夫四方云集之事，参着万绳南《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一文，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看来，江东的宾旅寄寓之士不乐为孙策所用者，孙策亦不轻易纵归，所以孙权统事之初宾旅寄寓之士的疑惑情绪，就成为世局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孙策以““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期待孙权，孙权也力求缓解与宾旅寄寓之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团聚他们以巩固在江东的统治。这样，在孙策时蛰居不出的许多宾客也归心孙权。张昭、周瑜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张昭本人，就是宾旅寄寓之士。《张昭传》昭，彭城人，“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主，昭皆(何祚校改作偕)南渡江。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孙策死，张昭受顾命辅孙权。庐江周瑜，本为孙策故旧。《建康实录》卷一孙权统事之初，周瑜为中护军，“时权位在将军，诸宾客为礼尚简，①惟瑜独尽敬而执臣节”。陆机《辨亡论》论及这一段历史曰：“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土矣。”
张昭、周瑜共挽危局的这个阶段，太妃吴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原来，孙策在弥留之际，虑主幼邦危，有许张昭自取霸业之托，并进一步说到：“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这当然是极而言之，本意不是说赞成西归，而是说力求立足江东，勿归淮上。②
①这仍然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请将宾客委孙策于不顾，而迎拜于吉的那种情况。
②按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于〈孙策传》策死前嘱张昭“公等善相吾弟”，并谓孙权决机两阵，“卿不如我”之下曰：“此文全用《吴录》，‘善相吾弟’下，尚有‘慎勿北渡’四字”云云。赵氏当是亲见张勃佚文，所以言之凿凿，但此使文究出何书，迄未查到。我意“北渡”与“西归”同义，“慎勿北渡”与“缓步西归”，都是孙策筹谋立足江东而出现的反复思虑，相反而又相成。孙策激励孙权非守住江东不可又担心江东终不可守，故有是语。他认为决定因素是广招宾客，举贤任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西归的结局。
“助治军国”并主张“优礼贤土”①的吴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②，问张昭及董袭等人”江东可保安不”③可见她在筹思军国大事时首先是以确保江东为虑的。诸臣论事，吴夫人常折冲其间。《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建安七年曹操责孙权质子，诸臣犹豫不能决，孙权”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吴夫人是周瑜而非张昭之议，于是不遣质子。张昭、周瑜在对外措置方面虽然有所异同，但在吴夫人参赞之下，广泛团聚宾客豪俊，共持危局，江东始得改观，这一点他们二人是一致的。《张昭传》注引《吴书》谓孙策死，”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按侯字疑衍)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前引《辨亡论》谓孙策和孙权治道不同，一武一文，其主要内容就是指孙权重视求贤和接士。
孙权统事以后陆续出仕的北士，对孙吴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如鲁肃、诸葛瑾、严峻、步鹫等，孙策渡江时已经来到江东，但是都与孙策保持距离，不为孙策所用。以鲁肃为例，鲁肃本与周瑜友善，二人同时渡江，但是鲁肃并不亲附孙策，欲从曲阿北归巢湖以就郑宝，以周瑜力劝而止。连那些本已出仕扬州牧刘繇于曲阿的孙邵、是仪、藤胤等人，孙策渡江以后均寂尔无闻。以上这许多人，都是孙权统事后，始陆续人幕府的。
①《三阎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及往引《会稽典录》。
②《三国志?;吴书?;张给传》往引《吴书》。
③《三同志?;吴书?;董袭传》。
孙权统事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江东大族和孙氏诸将，多乐意收恤宾客以成名誉。宾客在江东，处境是困难的。他们之中层次较高的士人，虽然有出处问题须要考虑，但是作为寄寓的宾客，一般说来首先希望托身有所，衣食无虞。《三国志?;吴书?;全琮传》，琮，吴郡钱唐人，父柔，以会稽东部尉降孙策。“中州土人避难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养。遂显名远近”。全琮生卒年在198--249年，①其周济北士自然是孙权时事。②又《骆统传》，统，会稽乌伤人，父俊，陈相，为袁术所害。“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谓姊)曰：‘上大夫糟糠不足，我何以独饱?’姊…乃自以私粟与统，遂使分施，由是显名。”骆统生卒，据其本传当在193-228年，其分施宾客亦为孙权时事。又《陆瑁传》：“陈国陈融、陈留淮阳选、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顾邵传》：“自州郡庶几，或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朱治传》注引《吴书》：丹阳朱治之子朱才以父任出仕，领兵有功，犹乡议啧啧，乃“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名声始闻于远近”。从骆统及顾邵二传文字看来，被施及的宾客有的是乡里落魄子弟，但绝大部分当是北士，时间都是在孙权统事后的一段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