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玉泽社区获批成立，这是余杭的第224个社区。近年来，经济总量领跑浙江各区（县、市）的余杭，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大量的近郊农村，经过征地拆迁转而成为了城市社区。余杭的社区数量已位居全省最前列。
像浙江许多区（县、市）一样，余杭不少社区,是由原来的村直接翻换牌子整体变更而来。它们也被称为“翻牌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翻牌社区”面临着“从村到城”的剧烈转变。
村民乡土生活习惯与城市格格不入等现象随城镇化进程逐渐凸显，城乡之间长期形成的差异也成为基层治理绕不过去的难题。村变社区，村民变市民，不会让这些难题自动化解。
新老居民如何融合，城乡差异如何缩小……面对城市治理的一系列考题，余杭从“翻牌社区”入手，将社区治理理念由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做活基层协商议事机制，引入社会组织，依靠数字赋能，提升社区凝聚力。
透过余杭的“翻牌社区”，我们看到不仅是社区门口“牌子”的翻换，更是我省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从村到城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大转变。
新老居民共跳一支舞
过去靠“管”现在靠“服务”
入夜，余杭区南苑街道新安社区的小广场上，广场舞团和交谊舞团相隔20余米，各自起舞。一曲终了，两边的成员互相打打招呼，拉拉家常。但在两年前，这里还充满了“火药味”。交谊舞团，嫌弃广场舞音乐放得震天响；日益壮大的广场舞队伍，指责交谊舞团占场地碍事。矛盾终于在一个夏夜爆发，广场舞团认为：“这块土地原来是我们村的，你们都走。”新来的交谊舞团则争辩：“这是公共场所，你们没素质，影响大家跳舞。”两边大闹一场，最后靠报警收场。
两年前的这种广场舞领地之争，看似是社区琐碎的小事，反映的却是像新安社区这样的“翻牌社区”面临的共性难题：由村变成社区后，“土着”村民和新进居民的矛盾与冲突。
“就像跳舞，大家节奏不同，习惯不同，发生冲突在所难免。”社区书记张如华，此前是新安村的村主任。从村到社区，他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不仅是广场舞的问题，社区新老居民间停车问题、保洁问题、公共设施使用问题等各个方面都有冲突，“这不是简单的生活习惯或素质高下之别，而是社区‘翻牌’后，城乡差异必然带来的冲突”。
“这个结，更多要靠基层干部来解。”南苑街道党工委委员邱永年常常穿梭在各个“翻牌社区”给干部们上课，讲授理念。他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城市化，除了看得见的基础设施现代化，还要有人的转变，有基层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理念怎么转变？先从学开始。最近这两年，余杭从区级层面、街道层面，定期组织社区干部前往上海学习，学城市精细化治理理念，学社区治理、服务经验，两年累计已有200多名村（社区）干部出去取经。
让张如华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杨浦五角场街道的学习。在空间逼仄的五角场，社区请来了同济大学的规划师，螺蛳壳里做道场，改造社区空间为居民打造休憩、交流的场地。
“最大的感触就是，上海成熟的城市社区，特别重服务。”张如华说，过去当村干部，是出现问题再去调解，主要靠“管”，凭威信；现在，要提前谋划，做精细化服务，尽量减少问题出现，靠服务。
比如，针对新老居民因广场舞导致的公共空间之争，南苑街道从上海五角场街道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中汲取经验，通过专业规划和设计支持，在有限的社区公共空间，做简单更新改造，开辟更多的功能单元。在公共广场，南苑街道通过绿化等简单隔离，为广场舞、交谊舞分隔出不同的空间，供大家跳舞，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除了“隔”，更重要的是“融”。为此，社区组织了各类活动。社工们尝试在广场舞之外，组织茶艺、踏青、健身、中老年聚会等集体活动。在活动中，新老居民互相熟悉、彼此理解。
看看现在新安社区的小广场上，广场舞团、交谊舞团的成员，彼此打趣，有说有笑。有时，大家还会到对方的舞团，跳上一曲。
连失眠都可以求助社区
社会组织提供全方位多元化服务
早上8时，东湖街道工农社区的余芬英准时来到楼下，帮刚入住社区的王海强把外卖里的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做了重新分类。这让刚刚在杭州安下家的王海强感到暖心。“生活还适应吗？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社区帮助的？”余芬英是社区“工农大嫂”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她在帮助大家垃圾分类的同时，还借机了解新居民的生活情况，收集各类诉求。
工农社区原本是余杭东郊的一个村庄。随着城市化发展脚步的加快，村庄拆迁、安置落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原有的村社界限被打破，外来人口比户籍人口多了近1000人。
工农社区从村“翻牌”后，从单纯的服务本社区居民，变成需要服务众多外来人口和新居民。仅靠有限的社区干部和社工，实在力有不逮。
身穿红马甲、臂配红袖章的43位“工农大嫂”，成为了社区的一股重要力量。她们活跃在垃圾分类等社区生活的各个场景，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是社区服务的好帮手。
“撤村建居后，社区居民越来越多元，势必要求社区服务主体也要更多元。”余杭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顾颖振说，“随着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撤村建居社区，新居民、年轻人涌入，除了社区干部外，社会组织、志愿者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2018年开始，余杭在考察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熟做法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创新发展若干意见》，通过补助、奖励等形式，促进社区内社会组织的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