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大约三百年间的儒学传入是时断时续的涓涓细流的话，那么到了七世纪，即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这涓涓细流就成了奔腾于日本本土文化这个河床中的汹涌洪流，广泛而持久地滋润着干涸的本土文化。在这个时期，有史可考的日本第一位女天皇炊屋姬，也就是推古天皇，为了抗衡把持朝政的权臣苏我马子，故而册封自己的侄儿、已故用明天皇的儿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便是后世盛传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对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则不断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借以如饥似渴地吸收和消化来自中国的先进文化，其中就包括从中国大量引入的儒学和佛教文化。圣德太子更是学以致用，很快便基于儒佛文化亲自拟就并于604年颁布了旨在对官吏进行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该《宪法》除去第二条之“笃信三宝”和第十条之“绝忿弃嗔”取自佛教经典外，其余各条尽皆出自儒学经典和子史典籍。
可以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论语》和《五经》都对《十七条宪法》带来巨大影响，从而为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做了前期准备。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部宪法引入《论语》者有四，而引入《孟子》者则为一。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引入中国儒学的初期阶段，或许是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不甚了解，圣德太子还是对孟子表示出了敬意，尽管在《宪法》中的参考和引用大大少于孔子的《论语》。
圣德太子去世后，孝德天皇在大化二年（646）颁布《改新之诏》，史称大化改新，提出“公民公地”，将皇族和大贵族的土地收归天皇所有，“确立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及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儒学的天命观及与之相联的符瑞思想成为革新的重要理论基点”，由此正式成立中央集权国家，并将大和之国名更改为日本国。随着神话传说故事《古事记》和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的问世，日本历代天皇越发强调皇权天授、万世一系，及至明治维新后，更是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形式确认天皇被赋予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之地位，集统治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
于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主权在民、人民福祉才是政治活动之最大目的等孟子的政治主张，便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历代统治阶层的利益发生了猛烈碰撞。于是，在孔子自被奈良朝奉为“文宣王”并享有王者至尊的一千余年间，孟子非但不能享受亚圣的荣光，就连其著述《孟子》也不得输入日本，致使坊间四处流传，不可将《孟子》由唐土带回日本，否则将会在回航途中遭遇海难……
这种尊孔抑孟的现象到了幕府时代也没有任何改变。进入幕府时代之后，“作为军事独裁政权的幕府政权一直提倡武士道及尚武精神，而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武士道形成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利用儒学阐释武士道，汲取了儒学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依其统治利益所需改造儒学，冀以充实武士道”。（刘宗贤、蔡德贵著《当代东方儒学》）
尤其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幕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牢牢掌控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绝对权力，转而废弃此前的儒佛并尊之国策，开始独尊儒家并将儒学尊为官学，同时废止除此之外的一切“异学”，把提倡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视为主导思想，并将其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幕府根据其统治利益所需而任意“改造”儒学，用以“充实武士道”，二是被幕府选中的、可供其“改造”的儒学或曰官学，便是“把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由此可见，经过种种“改造”的这种所谓儒学，就只能是遭到严重篡改的“儒学”，为统治阶层的伦理纲常保驾护航的“儒学”了。
叁.伊藤仁斋的古学派与大江文艺思想
被权力中心所指定的官学，便是大江口中的“来自中国朱子的朱子学”。为了对抗这种官学，及至日本近世，就出现了两个不同于朱子学的对于古典儒学的理解。大江健三郎曾说：“其一，是作为学者而出现的、著名的荻生徂徕这个人物，他主张把中国哲学真正视作古老的文本，遵循文本的本义进行解读。他的这种解读就成了武士和知识阶层的哲学，当德川幕府封建体制崩溃、发生叫作“明治维新”的革命之际，就成了赋予日本知识分子力量的思想来源之一。……不过在这同一时期，另有一个对民众传授中国哲学的人，传授与政府的、权力方的解读相悖的中国哲学的人，此人就是伊藤仁斋。”
古学派是日本儒学的重要派别，也是官学朱子学的反对派。古学派的先导者是山鹿素行，另外两个著名人物分别是堀川学派的伊藤仁斋、萱园学派的荻生徂徕。古学派学者认为只有古代儒学才具有真义，汉唐以后的儒学全是伪说。他们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以古代经典为依据，冀望从古典中寻找作用于社会的智慧源泉，重新构建不同于朱子学、阳明学的思想体系，实际是希望以复古的名义打破当时朱子学的一统天下。
伊藤仁斋笔下的“道”，其后被暴动之乡的年轻商人所接受、所宣传、所传承，并取其宗师伊藤仁斋居所兼私塾的古义堂之“古义”二字，为自己的曾外孙命名为“古义人”。这个乳名为“古义人”的孩子，多年后在作品里借小说人物之口讲述了这个乳名的背景：“宴会将近结束时，大黄突然说起古义人这个名字的由来。当然，这是以笛卡尔的西欧思想为原点的，然而并不仅仅如此。在与大阪——当时的大阪——有着贸易往来关系的这块土地上，不少人曾前往商人们学习儒学的学校怀德堂。古义人的名字中，就融汇了这个学派的宗师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
至于伊藤仁斋所认定并高度评价的“道”，时隔大约四百年之后，大江在一部小说里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人乃万物之灵长，若治政失宜，民穷之时，岂不生变乎！”，其以革命颠覆不义的理想主义呼声，显然来自《孟子·梁惠王下》的相关内容及其在日本的传承者伊藤仁斋的影响。不仅如此，大江还把经其改写的话语定义为“革命的启蒙主义”，而且特意指出其中蕴藏着“一股力量”。更具体地说，这既是对孟子易姓革命主张的认同，也是在借伊藤仁斋对此所作的解读而赋予故乡暴动历史以正当性和合理性，让所有暴动者及其同情者据此获得伦理上的支撑——“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自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