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与日本的孟子民本思想

2020-07-23 04:26:33 作者: 大江健三郎与

作者:许金龙(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四国岛松山地区的大濑村是个不大的小山村,位于内子町之东,石锤山西南,为重峦叠嶂所围拥。1935年1月31日,一个小生命就在这个村子里的大江家呱呱坠地,其曾外祖父随即为襁褓中的婴儿取了“古义人”这个含有深意的乳名。

所谓“古义人”之“古义”,缘起于日本江户中期古学派大儒伊藤仁斋(1627·8—1705·4)的居所兼授学之所“古义堂”。在位于京都堀川岸边的那所小院里,伊藤仁斋写出了其后成为伊藤仁斋学系重要典籍的《论语古义》《孟子古义》和《语孟字义》等论著,继而与其子伊藤东涯共同创建了名震后世的堀川学派,拥有弟子多达三千余人。这位古学派大儒(或曰堀川派创始人)肯定不会想到,《孟子古义》等典籍及其奥义,将经由自己学系的后人,传给他那个乳名为古义人的曾外孙——59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并被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观和伦理观,成为静静流淌于其文学作品底里的一股强韧底流。而“古义人”这个儿时的乳名,则不时以“义”“义兄”和“古义”以及“古义人”等人物命名,不断出现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信》(1987)、《燃烧的绿树》(三部曲)(1993—1995)和“奇怪的二人组合”六部曲(2000—2013)等诸多小说作品中。

“古义”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民本思想,连同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思想以及经大江本人丰富和完善过后的人文主义思想一道,形成大江健三郎独具特色的文艺思想。

大江家乡的小山村 资料图片

大江健三郎 资料图片

壹.经商的大江家族与孟子思想

大江的曾外祖父与孟子学说结下的不解之缘,要从其家族所从事的造纸业说起。

大江的故乡大濑村所在地区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和林业支撑,历史上曾是全国木蜡的主要产地,这里还生产利用树林中的黄瑞香树皮制作的纸浆,用以生产优质和纸。日本学者黑古一夫曾多次前往此地作田野调查,他认为“江户时代的大江家以武士身份采购山中特产,到了明治仍然继承祖业从事造纸业”。其实,大江家作为批发商除了收购山中的柿干等山货外,从江户时代传承下来的造纸业才是其主业,从山民手中收集黄瑞香树皮并在河水中浸泡过后,将从中撕下的真皮加工为特殊纸浆,再向内阁造币局提供这种特殊纸浆以供其制造纸币。当时,日本全国一共只有几家作坊能够生产这种特殊纸浆原料。战后,由于货币用纸发生了变化,便不再使用这种纸浆原料。

为了更好地经营祖传产业,大江的曾外祖父年轻时曾前往京都(或是大阪),在古学派大儒伊藤仁斋学系开办的学堂里研习儒学,更准确地说,是研习孟子的相关学说,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

大江健三郎曾这样解释曾外祖父专程学习儒学的原因:“当时的日本商人都认为,经商是为得利,而若想得利,首先便要有义。若是不能义字当头,即便获利,也不会长久。本着这个义利观,曾外祖父就专程前去学习儒学中的‘义’,却不料被儒学的博大精深所深深震撼,更是与《孟子古义》产生共鸣,在学习结束后,就带着据说是伊藤仁斋手书的‘義’字挂轴回到家乡,却不再经商,而是在村里挂上那个‘義’字挂轴,就在那挂轴下教授村里人学习儒学。再后来,就去邻近的大洲藩教授儒学去了。”

后来,大江在文章中引用了三宅石庵在怀德堂发表的讲义:“利者,纵然不使刻意相求,利亦将如影随形也。”这显然是日本近世儒学教育家对《易经》中“利者,义之和也”的解读,典出于《易经》“为乾之四德”中“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孟子在《孟子谏梁惠王》中亦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我们也可以将孟子向梁惠王所作谏言,理解为孟子学说在《易经》义利观的基础上所作的寓言式诠释。

圣德太子 资料图片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江户时代最著名画家狩野山雪于宽永二年所画孟子像 资料图片

山鹿素行 资料图片

贰.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尊孔抑孟

大江健三郎认为,在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之下,孔子与孟子学说在日本社会受容与传承的际遇迥然相异——“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有利于天皇制,因而比较欢迎《论语》,同时认为孟子学说中含有反天皇制的因素,便对孟子及其学说持反对态度。”

观照孔孟学说东传日本的历史,孔子学说在圣德太子时期便奠定了儒家正统的地位,演变为天皇制伦理的法理基础,而孟子学说,则由于民贵君轻的基本政治伦理天然违背了天皇制自上而下的尊卑观,从而成为东传日本之儒教的异端。这种尊孔抑孟的主流意识形态,直至伊藤仁斋的出现,才得到反思和受到批判。

《论语》早在三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传往日本,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由于阿直歧的推荐,率治工、酿酒人、吴服师赴日,并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就是汉文字流入日本之始。其后继体天皇时(513—516)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高丽五经博士高安茂、南梁人司马达赴日,又钦明天皇时(554)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等赴日,这可以说是以儒教为中心之学术文化流入日本之始”。(朱谦之著《日本的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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