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故乡的暴动史实与先祖传播的孟子有关“民本”和“革命”思想融汇在了一起，森林中的农民暴动叙事所体现的朴素村落政治观和斗争史，恰恰是“民本”古义和“革命”的现代左翼思潮相结合的表现，更是大江在未来的人生中接受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3日 13版）
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具有共同的特点，政治上代表被闲置的贵族及中小地主阶级等在野民间势力。在德川时代中期，占全国人口80%多的农民附属于大小藩主，而这大大小小的藩主又附属于大名，各大名则附属于“大将军”德川幕府。随着德川幕藩制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开始出现危机，其封建体制开始瓦解，近代思想也从中逐渐萌生并发展起来，就这个意义而言，与朱子学对抗的古义学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尤其在享保年间，当时日本全国的农村经济因商业高利资本的侵入而衰落之际，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在震撼德川幕府封建统治基础的同时，也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的朱子学带来沉重打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初奉宋儒，……及年三十七八始出己见”的伊藤仁斋叛出朱子学，转而在《论语》和《孟子》等古典中寻找真义，认同孟子“天视民视，天听民听”，即以民代天、以民意代天意的民本思想，主张以仁义为王道，所以仁者之上位，虽说是天授，其实更是人归。对于失去民心民意、引发天怒人怨的残暴之君，则认为其已被以民意为象征的天道所抛弃，从而可以对其放伐。
在详细阐释孟子的放伐理论时，伊藤仁斋更是在《孟子古义》里为孟子辩护。伊藤仁斋在纣王被杀这件事上完全同意孟子所言，认为武王伐纣是诛杀贼仁贼义之独夫而非弑君，可作为正义行为予以认可和鼓励，因为“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自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更是强调汤武放伐是天下之同然的“道也”，而不是宋儒（或曰维护幕府等级制度的朱子学）所批评的从宜之“权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