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儒家代表人物的著作时，往往会感受到他们强烈的自信。儒家的自信传统导源于孔子。孔子的自信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思想学说的自信，曾言“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孔子对实现他的思想学说也充满了自信。他虽有过“道不行”(《论语·公冶长》)的叹息，但也坚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即使面对叛臣公山弗扰之招募，孔子也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从有志于学，到最后相信自己可以知天命不踰矩，体现出孔子一贯的自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是对孔子一生自信形象的最好写照。
孔子的自信其实就是自己思想学说得以成立的理由。孔子思想学说的依据在哪儿呢？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的思想学说来源于对前代历史文化资源的损益继承。他对前代历史文化资源的损益继承主要表现在对天命的延续。这种天命延续的观念，是孔子重要的自信之源。这在孔子处于困厄的境遇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当孔子处于困境时，支撑其信心的主要是对自己延续天命的深信不疑。
但是孔子坚信的思想学说，即使周游列国也很少被人采纳。
孔子之所以确定他的思想学说是对的，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学说符合人养生丧死之常情。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和“礼”都是以人之常情为依据的。孔子说“仁者安仁”(《论语·里仁》)，这种“安”就是不违背人情感的安心。这种安心集中体现在养生丧死的活动中，这也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的原因。而“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礼也是依人之常情而制定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自信来源于人的共通情感，是有人情味的，而不是对教条式的思想学说本身的自信。孔子这种建诸人之常情的人本自信，最终落实于“仁者爱人”的人道情怀。
孔子借为政者的形象说明了只有自身具备了良好德行，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只有良好德行修养还不够，孔子自己就承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这份自信显然来自于孔子不断的学习及对知识的掌握。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来看，孔子在数次对各国奇闻异事的解答中表现出博古通今的自信，得到问者“善哉圣人”(《史记·孔子世家》)的赞美。学者们强调孔子自信的道德因素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掌握知识的自信。孔子不仅道德修养高尚，知识渊博，而且对各种技艺也很精通。
对多种技艺的掌握，也是孔子能保持信心的重要条件。所以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个体道德、知识和技艺的统一具备之时，也就是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主体自信确立之时。无论是建诸人的情感还是建诸自身的修养，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自信。有了人本自信的依据，再者就是如何在现实层面实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