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史记》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它对后世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风格等诸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司马迁写《史记》花了18年时间，然而对于司马迁二十岁之时，也就是尚未开始写作之前，他在父亲建议之下，出外云游三年这件事，其对《史记》创作有何影响，很多人就不一定细想过了。
司马迁当时出外云游的路线，是从长安出发，过陕南，到南阳，过湖北，至湖南……不只是20岁那年出游，之后陆续出去了几次。前后加起来，可谓游遍了大半个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的不是一句空话，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曾有过游学的经历。
出去那么久，看了那么多地方，在交通不便，路况环境与今日不可相比的情况下，非有志有毅力者，是难以做到的。一方面是要吃很多苦，另一方面自身的安全保障也较今日差很多。但反过来讲，越是艰难险阻，充满挑战，越是能看到瑰丽美伦的风景，外出云游之人，一路看景色，了解各地民俗、风土人情，看气象万千的世界，在那个闭塞的年代，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开眼界。几次出游，对于司马迁《史记》的写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亲历实地，核对与搜集历史最真实的那一面
《史记》中把各地的民风民俗，写的具体而生动，这显然与司马迁深入一线，接触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百姓，了解一手历史资料、广采民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地调查成了司马迁搜集历史素材的首要手段，其实如果他不出去，采用查阅资料、寻访周边人士、采信传说等手法，来完成资料的整理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坚定的走上了实地勘察的路途。
实地调查的好处显而易见，素材的丰富性，准确性都大大提升，甚至能了解到很多前所未知的细节，有了司马迁事必躬亲、深入历史一线探究寻访的治学精神，《史记》的史料价值、精准程度自然非常之高。
二，视野更开阔，角度更加宏大、多元
即便除去为了采集史料而云游的目的性，只就饱览风光而言，一个云游很广的人，他内心的开阔与胸襟之博大，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视野之宏远，自然会有一个很少外出的人有很大之不同。
同样一件事情，让一个闭门不出，视野极窄的人和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去评价观察，即便是同一个人的两种状态，也会有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闭塞的状态下，跟他开阔眼界之后的状态，也会有巨大差异，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眼界与认知的问题。风景，是可以把一个人的智慧撑大一些的。
如果司马迁没有云游过，我想他依然还是可以写出《史记》的，但是他的视角和眼光，一定会受限，会“小家子气”，也许《史记》依然精彩，但一定不会如现在这般出彩。
三，现场感无比重要，灵感往往就在现场
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名胜古迹，你去到那里，也许当年的气息、痕迹，早已经难觅踪影，但依然不影响我们的无限遐想，因为不管怎么说，你去到了现场，那毕竟是离那段历史最近的地方，至少从空间上看如此。
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激荡人心的灵感之迸发，也有可能捕捉到不同凡响的气息和韵味，司马迁对于屈原的描写，对孔子的描写，都因曾去到他们生活、经历和遭受磨难的地方，深入触及过，凝目眺望过，驻足停留过，由此才在心灵上，产生深深地触动感，进而与这些伟大的人物产生情感和精神上的连通与共鸣，之后才能写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个人物和他们的内心世界。
试想杜牧如果不去赤壁，没有“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话，恐怕很难写出“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千古名句，李白如果不去亲历庐山，也就不会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恢弘句子了，苏东坡如果没有去到江边驻足远望，也很难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壮阔与豪迈，他们即便还会书写，定也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与风格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史记》，那便是司马迁游览河山之后，有积累、有视野、有现场感的综合起来的一种诠释和表达，历史没有假设，无法对比，如果有可能，有另一部作者未曾出游而作的《史记》的话，在写作风格上，一定很明显就能看出彼此之间的不同的。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是应当多出去走走，除了开卷有益，行走亦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