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多铎在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与他人处理。他称“人心已去”，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也已去了”。按说史可法写一封遗书就够了，而他前后却写了好几道，仅举一例：
通过遗书的内容看，主要是表白史可法对大明的忠贞之志，并没有体现出他率领扬州军民誓与清军决一死战的气概和想法。
而实际的结果也是如此，扬州保卫战打得很糟糕，多铎4月24日下令攻城，仅一天城坚墙高的扬州城就被清军攻陷了。
让我们简单对比一下，同样是城市防御，史可法的死守扬州城大战多铎，与当年的袁崇焕死守宁远城大战努尔哈赤，两厢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另外，从满清对待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明朝降将看，他们对有本事、有能力、有影响之人通常是采取怀柔和招降政策的，能争取尽量争取。甚至对祖大寿降过之后再反叛的行为都能容忍。但对于史可法好象并没有那样宽容和极力争取。这可说明，至少史可法不是他们十分看重和特别想要招降之人。
不同的史观，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观点。品读史可法，一方面，史可法作为南明的兵部尚书、第一号的重臣，他在战略判断上的失当、在战争准备上的失当、在战术运用上的失当是不应该的。南明政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灭亡，不管怎么说，史可法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另一方面，史可法保持了民族气节和士大夫气节，是抗清英雄、是仁人志士，应该说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乾隆皇帝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曾写道：“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
帅克觉得，史可法当年对手的后代皇帝都能这样评价他，我们怎么还好更多地苛责他呢？
主要参考文献：
《明史》《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史可法年谱》《史可法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