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 贵州文化勃兴，广大黔籍士人以 “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 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 书写了 “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的成绩，被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
对于一个“钱赋所出不及江南一大县”的贫困省份，如此骄人的成绩令世人瞩目。历史的际遇造就了贵州，而贵州日显重要的战略地位也造就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这一文化现象。
盛夏时节，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贵州省历史文献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社科院乡贤研究会副主任厐思纯在爽爽贵阳诠释历史的际遇，解读贵州“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由来。
在明朝历代派驻贵州的官员中，大多遵循国家的大政方针，把振兴黔中文教为职志。他们建文庙、办书院，大力提倡儒学，以此“作养人才”。其中最为黔人缅怀的有提学副使毛科、席书、蒋信、徐樾、吴国伦，巡按御使王杏，以及巡抚王学益、林乔相、阮文中等。
王守仁画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贬谪黔中的官员王守仁、张翀、邹元标等人在黔期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著书立说，兴学育才，从而推动了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正是在入黔各级官员及谪官的不懈努力和助推下，贵州文教勃然兴起，各地相继创办了二十余所书院。据史册记载：从明初至崇祯三年(1630年)的二百余年间，贵州共建官学四十七处，各府、州、县、卫、司“偏 (遍)立学校，作养人才”，“人才日盛，科不乏人，近年被翰苑台谏之选者，往往文章气节与江南才俊齐驱”。
翻开历史的画卷，不难发现，自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贵州赤水卫(治今毕节县赤水河)人张谏中进士后，黔中才俊纷纷走出“蛮陬之地”，来到京华问鼎科名，书写了一百零七名进士的不俗成绩。正如清末贵州诗人陈田在《黔诗纪略》中所说：“贵州自成祖开省迄于神宗，阅二百年，人才之兴，比于上国……”
书院、义学、私塾方兴未艾
清袭明制，为治政驭民所需，统治者更加重视教化。康熙初年，贵州巡抚田雯疏请在永宁、独山、麻哈三州及贵筑、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今凤冈)、铜仁、永从 (今从江)九县建学育才。之后又陆续在各府、州、县、厅设立学校。至此，贵州所辖的十一府四十州、县均设有官学。自康熙、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后，官学得以深入到“王化未及”的苗疆。
洪亮吉
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著名诗人、散文家洪亮吉任贵州学政，时值贵州乙卯科乡试揭晓，当其获悉贵阳贵山书院生徒中举27人的喜讯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即兴赋五百字长诗以贺。诗中有云：“贵山储人才，两岁隽及册。”意即贵山书院甲乙两科生徒中举40人。“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其意为贵州的人才兴起，将会赶超安徽的文化名城宣州(以产宣纸闻名)、歙县(徽州所属，以产墨闻名)。
世家精英大放异彩
明清两代，贵州的世家为科举输送了大批的举人、进士，带动了贵州文教的振兴。其中有铜仁的徐穆、陈珊两大世家，前者有《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传世，后者其家科甲鼎盛，子有“八英”之誉；贵阳有潘润民、王尊德、徐卿伯、许一德四大世家，其中的潘润民居官清廉，民谚有“润民不润己”之语。
中国近代教育倡导者李端棻
清代，贵阳的何孟熊世家大放异彩，涌现出九位进士，为黔中之冠，有“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之称。“黔南士族冠冕”周奎家，“一门七进士”，被贵州巡抚贺长岭大加赞赏。贵阳赵氏叔侄五进士、都匀萧家兄弟五进士，毕节路孟逵家的一门五进士，亦是贵州士林的骄傲。孕育四进士的世家有贵阳的黄辅辰世家，李朝仪，李端棻世家；修文袁如凯世家；安平陈法、陈澂世家；广顺的金殿行世家。三进士的有贵阳的徐卿伯世家、花杰世家、陈灿世家；毕节的张凤枝世家；平越的王梦旭世家。至于二进士的世家则数不胜数，几乎各府州都有。
厐思纯近照
“举人、进士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天之骄子。” 厐思纯认为，明清贵州“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既是贵州秀丽山川孕育出的嵚崎磊落之士，亦是华夏的精英、民族的脊梁。历史证明，这些贵州士人的精英分子，恪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念，在人生的道路上“立德”、“立言”、“立功”，为国家民族振兴所作的贡献，其勋业伟绩和人格魅力已载入史册，成为贵州人民的精神财富和动力，鼓舞着世代黔人勇攀高峰，再创佳境。
（贵州综合广播 周香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