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杨瑾教授作客长沙博物馆湘城讲坛，进行了题为《胡人遥集，胡音成章——唐代的胡人形象概览》的讲座，为听众解读了唐代胡人形象及其对唐朝产生的影响。
从5月18日起，“粟特人在大唐”特展在长沙博物馆展出，至今已两个多月，竟有不少观众反映以前没听说过粟特人。但是说起“胡人”，大家倒是不陌生。在笔者的印象中，“胡”字除了作为姓氏外，本义指牛或兽脖子下的垂肉，后来引申为胡子、长寿等义，唐代后引申为任意地、随意地。也泛指中国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不少地方带着贬义，如“胡来”、“胡乱”、“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打胡乱说”等。相信不少人也知道“五胡乱华”的史实。而“胡椒”、“胡萝卜”等带“胡”字的一些吃的东西，却都是外来货，原本并非中国本土物产。
唐代的“胡”与“胡人”广义指来自西方的人或物，包括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波斯、天竺、大食、罗马等地。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娱，到庙堂沙场，胡人在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深远。我们通过唐代的诗歌、壁画、墓中随葬的陶俑、石刻、玉器、金银器等不同渠道，都可以看到胡人的痕迹，这恰好反映了大唐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包容时代。
当天下午的讲座，杨瑾以大量的图片和文献资料为佐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安金藏：一个与本次展览密切相关的胡人及其家族故事
粟特原本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地区，安金藏是粟特人安菩的儿子，安菩在唐代初年随父母迁居来到大唐，后来立了军功，被封为镇远将军。
据史书记载，安金藏是拯救大唐命运的英雄，与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同姓但站位不同，且忠孝两全。武则天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怀疑儿子忤逆，安金藏为了保皇嗣而剖腹，最终使武则天不再追究儿子。安金藏的父母亲去世后，他躬造石坟石塔，合葬父母于洛阳。
据杨瑾介绍，安菩夫妇墓出土了110多件人物俑或动物俑，安菩墓陪葬的胡人文武俑高鼻深目，健壮骁勇，陪葬品有天王俑（佛教）和胡人面镇墓兽，高一米左右，马、驼体型高大，制作精良，黄、白、绿、棕、黑等多种釉色交融，色泽鲜艳，造型生动逼真，装饰繁复华丽，是洛阳唐三彩的代表与标杆。
胡人俑有的露发，有的袒胸，这是与中国古代的“服饰观”和“身体观”截然不同的胡俗。尖顶胡帽也与中原人戴头巾的意趣不同。胡人俑身上披帛，而佛教、袄教等宗教语境下的升腾功能，与西方的“带翼”动物与人物可以比较，精致的装饰高帽与胡服成为固定搭配。风帽来自鲜卑族，这是草原地区的明显特征。
驼囊上的器具、动物、面具等均为远途旅行的象征，具有强烈的庇佑色彩。胡马作为欧亚草原的象征，与武治天下的统治理念构成唐代胡汉盛世的重要文化意象。
考古专家根据安菩夫妇墓及安金藏墓发掘出土的文物分析，判断安菩家族信仰袄教，其家族在安金藏这一代并未完全汉化，仍保留有原来粟特人的一些印记。
二、粟特人：唐代胡人群体的缩影
胡人一般住在唐朝境外西北部，体貌特征都是深目高鼻、威猛健硕型。天竺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回鹘人等统称胡人。从历史资料看，胡人在大唐从事的职业包括：官员、使者、质子、仆从、商贾、僧侣、牵夫、车夫、伎乐、工匠、译语、猎师、马球手等，文献记载与唐墓随葬品大致相当。在出土的石雕、壁画、绘画、俑、图像（金、银、玉）等文物中都有反映。
粟特人在古籍中叫“昭武九姓”（康、安、史、石、何、米、曹、火寻、戊地）或“九姓胡”，除了安氏墓外，还发现了康业墓、史君墓、何文哲墓、米继芬墓等。粟特人的特征是善乐舞、射猎、经商等，信仰袄教（犬、火）。
根据《隋书》记载，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唐诗中有很多描写粟特人的诗句。刘禹锡的《与歌者米嘉荣》写道“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李贺的《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李白的《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