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物质力量足以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但中国的路径依赖却只能与大航海彻底无缘了。
所谓大航海时代，是指15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人通过贸易和殖民，发展新贸易秩序和发现新大陆的历史过程。大航海，是区分大陆时代和海洋时代的重要事件。以前，世界的角逐平台是大陆；之后，世界的角逐平台则是海洋。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类从区域秩序发展到全球秩序，也就是现在的国际秩序。
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明朝中期到清朝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这段时间，中国的物质力量并不弱，陆地力量地面最强，海上力量也海面最强。
15世纪初，具体是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当时，郑和的船队规模，有两百艘大船。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其船队规模只有三艘小船，无路是船数还是人数，根本就没法与郑和船队同年而语。所以，中国拥有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的物质力量。
但这里面有问题，决定了中国无缘于大航海时代。
01.帝国稳定的路径依赖
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帝国。自己改朝换代不断，但这是跟自己比。要是跟欧洲比，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集权帝国，而同时代的欧洲则是一群不稳定的封建诸侯国。但，就是因为非常稳定的这个路径依赖，使中国失去了对外界变化的敏感性。
郑和七下西洋了，然后呢？只是一逞帝国皇帝的英雄豪迈，这是好听着说，不好听地说就是中国雄主的自娱自乐。这还是对权力，对经济就只有伤害而无造就了，玩得是纯烧钱的游戏。
当然，明清也有海洋贸易。戚继光抗倭，但这个倭寇实际上就是海上的非法走私商人。那么，戚继光抗倭成功了吗？根本就不是戚继光把海盗倭寇打没了，而是开放海禁以后，非法商人变成了合法商人，海盗和倭寇自然就没了。所以，明清也有海上贸易，而且海上贸易也很繁荣。
大明海上贸易赚了很多钱，但这笔钱对大明帝国根本就产生不了多大作用。一个是收税太困难，大明是税人和税地的财政体制，而税商在制度上就玩不转，更别提税海贸了；一个是即便税商赚了钱，但跟税人和税地比起来，也不是一个量级。
所以，有海上贸易更好，但没有也不可惜。明朝是这样，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也是这样。而根本的原因就是大陆帝国的超级稳定性，根本就不会对海洋贸易产生足够的敏感和重视。
但是，同时代的欧洲就不一样了，一众小诸侯国从海上赚点儿钱，那就真的是钱了。于是，海上殖民、海上贸易这个赚钱模式，就有了批量复制的极大动机。然后，欧洲就在大航海这条路上狂飙突进了。
02.宗法共识的路径依赖
中华大帝国为什么超级稳定？简单说就是儒家菩萨心肠、法家雷霆手段，而底层逻辑则是宗法共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部的权力关系和治理关系都可以追溯到这个逻辑起点。
于是，中国人搞海上贸易也是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
大航海时代，主要是殖民和贸易，但贸易才是根本，不仅能够带来利益而且能够建构秩序。海上贸易，就需要远距离的信用机制。你从日本运来一批白银在广州港登陆了，然后我不给你支付报酬怎么办？这就需要远距离信用机制发挥作用，传统时代的法律根本就不管用。明朝人和清朝人是怎么玩的？同乡关系、宗族关系以及妈祖的宗教信仰，靠的是这个。但这种信用机制却无法扩大化，只能限定在东亚和东南亚这片海域中。再远一点儿也不是不可以，但成本太高、不可测的因素太多。
但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建构的一套以普通法系为基础的信用机制，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只要控制关键港口，大英帝国就能把生意做到全世界。而明清时代的中国却做不到的。大航海在欧洲的持续发展，就能够发展出大英帝国的新秩序。但大航海时代在中国怎么发展，也发展不出这个新秩序。
而原因就是宗法共识的路径依赖，这套路径依赖在大陆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海洋就彻底行不通了。
03.大陆利益的路径依赖
对于海洋贸易赚来的钱，天朝上国根本就不在乎，因为大陆利益的土地、人口才是帝国最关心的。而为了维护这个大陆利益，往往就会轻易处置或牺牲海洋贸易。
首先是明初，朱元璋为了解决元末货币危机的问题，直接在传统时代搞出了计划经济。于是，大明初年就开始海禁。商业运转需要货币，但大明没有足够的白银当货币，那就干脆把商业给废了。这种做法很黄很暴力，但在明初却十分管用，朱元璋这个老农民硬是解决了元末货币危机。
然后是清初，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建立了一个覆盖整个东亚的海洋贸易帝国。巅峰时期，郑家有大小船只三千艘，还有一支20万人的军队。凡是在东亚海面上做生意的，都要向郑家交保护费。即便是当时的海洋帝国荷兰，要在东亚这片地方玩，也得向郑家交钱。
但是，郑成功却对抗满清。那么，满清是怎么办的？为了摧毁郑成功的海洋帝国，直接搞了一个迁海令，从山东向南到广东、沿海二十里内就不能有人，实施寸板不得入海。然后，直接把郑家海洋帝国给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