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写到董卓迁都长安时,借李儒之口说出:“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后汉书》也记载了董卓的原话:“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阳,于今亦十世矣。”这形象描述了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的格局。
关中与秦制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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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称帝以后,一度打算定都洛阳,其中有着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
汉初人普遍认为,周朝的首都一直都是洛邑,而司马迁经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周武王营建洛邑之后,又返回丰镐,后来周平王东迁才定都洛邑。目前的中学教科书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越来越支持汉初人的观点,即周朝实行多都邑制(三周五邑),洛邑地位最为重要,是周朝真正的首都。
娄敬看出了刘邦的小心思,明知故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在得到刘邦肯定的回答后,他敏锐地指出汉取天下与周取天下大不同。
在这里插一句嘴,古人的言论要辩证地看待。古人并不傻,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只是缺少合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表达,有些时候则是用文法掩盖真实想法。所以在政治辩论中,往往诉诸于道德和天命,需要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其真正含义。
娄敬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周以德服人,汉以力服人的话。意思是人家周朝有祖宗十几代人的积累,用宗法制分封制拱卫王室,所以定都洛邑,在德不在险,您行吗?然后话头一转: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这就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西汉的统一与后世王朝不同,是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时,关东诸侯联合颠覆秦朝的结果。那些异姓诸侯王名义上是刘邦的臣子,其实不过是战国秩序的余声。刘邦分封他们,不过是虚与委蛇,早晚是要兵戎相见的。
刘邦又问群臣的意见,群臣都是关东人,说周绵延八百,秦二世而亡,不如定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背大河面伊洛,足以固守。刘邦一时无法决断。
还是张良一锤定音:
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一向秉承实用主义的刘邦,毫不犹豫地定都关中,其实也是毫不犹豫地拥抱秦制。当时,由秦制主导的自耕农社会刚刚兴起,耕战体系组织起来的关中地区,对松散的关东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西汉从一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奉周朝为正统,实际上继承秦朝的遗产。之所以从汉武帝才开始折腾,只是因为汉初国力凋敝,没有折腾的资本罢了。
西汉长安城
另一个刘邦能顺利迁都的原因,则是群臣在感情上虽眷恋故土,但在关东并没有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刘邦。
王莽和刘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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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洛阳,并不是刘秀的创举,王莽和刘玄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耕战体系是以土地利益作为交换,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所以土地兼并原本就是这种体系释放出来的恶魔,并最终反噬自身,皇帝们要是真反兼并,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土地兼并不可遏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朝廷和豪强的实力此消彼长,关东凭借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后来居上。
王莽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要托古改制,以周制代秦制。他下诏以洛阳为东都,为了顺利实施计划,他使出了拿手好戏——符命,声称得到了一块玄龙石,上面写着“定帝德、国雒阳”;天凤元年起,派遣大司空王邑等,在旧洛阳城的基础上,勘测风水,再次进行扩建。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驾临洛阳,天下大乱已起,但洛阳作为军事中心的作用仍然凸显。大司徒王寻拥兵十万坐镇洛阳,防范山东的赤眉军,进攻南阳的更始军。
新莽经营洛阳
昆阳之战后,更始定国上公王匡攻克新莽太师王匡驻守的洛阳,随后刘玄决定定都于此。原因其实与刘邦相似,一是长安损毁严重,二是其部下的绿林和南阳诸人都是关东人。但刘玄最终被迫迁都长安。
更始政权没有战略大后方,洛阳是四战之地,而刘玄也没能处理好与赤眉军的关系,导致双方决裂。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赤眉军,刘玄自知无力招架,在丞相司直李松的建议下,准备迁都长安。群臣自然又是反对,这时长史郑兴站出来说:
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
郑兴的观点并无新意,是效娄敬之故智,然而在急迫的生存问题面前,一切其它问题都要往后靠。刘玄下定决心迁往长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此时天下形势不比汉初,绿林诸将无牵无挂,到了长安无非是换个地方做官。但南阳豪强有地有房有人脉,他们是不愿意抛家舍业,跟着刘玄去长安的,这更加剧了两者的离心离德。
更要紧的是,更始政权对关东控制薄弱,难以获得豪族们的支持,既无力抵御铺天盖地的赤眉军,也无法压制依靠河北崛起的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