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将鲁迅开拓的白话文文学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尽管她不认为文学有能力去“救救孩子”和启发一代代的新青年。流苏担心自己的华年已逝，她对自己说：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在小说结尾，流苏点上一盘蚊香，叙事者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或者我们可以说，就像哈比比笔下的那个悲情乐观主义者赛义德那样，谁能分得出乐观和悲观呢？在帝国、家庭、两性频频交战的这个世界上，流苏镇定自若地活下来，这一点上她和伏尔泰笔下的居功内不无相似之处：“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居功内懂得那笑容的含义，明代小说中那些女主人公们也懂得。正如叙事者说的那样，“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