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律法，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在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最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提起古代律法，很多人应该会想到“严刑峻法”一词。《尚书·尧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律法也有不少值得今人借鉴的地方，今天笔者便以《唐律》为例，讲讲那些唐朝时期为人称道的法令。
比起汉朝，唐朝法律有了显著的进步，最明显的就体现在“错案追责”上。判了错案，致好人蒙冤坏人逍遥法外，这种情况在任何朝代都是要追责的。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汉朝以前追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件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什么，经手的官员是谁，时间一长就容易成为糊涂账，被世人淡忘。
所幸，从唐朝开始，这笔账终于能算清了。一旦涉及到死刑时，唐朝执法机构便会进行“复奏”，地方所执行的死刑要经过三次审查，京城所执行的要进行五次。如果，官员草率地判处嫌疑人死刑，放到其他朝代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在唐朝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所以，所有死刑的判决一定要多方下达，下达判决的所有官员都要计入档案。一旦将来此案被翻案，那么，参与判决的这些官员一个都跑不掉，通通追责。
除了冤假错案的追责外，唐律中还有一项比较完善的地方，那就是“食品安全法”。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非法添加剂，所以，当时法律限制商贩的关键，还在于防止变质食品上。唐律规定：所有过期、变质的食品，一律烧毁。这个规定是硬性的，处理变质食品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焚烧，连掩埋都不行。
但凡被朝廷发现小贩家中藏有变质的食品，哪怕还没有经过销售，那也得把小贩拉到闹市打上九十大板。如果，有小贩贪财，卖掉了变质的食物，导致食用者跑肚拉稀或感染疾病，那么，该小贩将立即被流放。若食物致人死亡，那可就更麻烦了，小贩极有可能会被判处绞刑。
唐律中还有一个比较出色的地方，就是对“正当防卫”这类条目进行了细化。
以《唐律》中的相关条目来看，如果，有不明意图的歹人闯入了居民的家中，主人在不知道歹人意图的情况下遭到了暴力攻击，那么，他是可以以任何方式将歹徒当场击毙的，即便将歹徒致死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如果，歹人在进入民宅之前就已透露了不轨的意图，如：抢劫、强奸、偷窃等，只要主人能拿出相关的证据，就能在歹人进屋之前将其格杀，这种情况同样属于“正当防卫”，可以免罪。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属于自己的民宅”的基础上的。此外，歹人不可以是老、幼、孕这三类人群，且不能是酗酒的醉汉，否则，主人仍要承受一定的责任。
在古代，天子是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是，在国家法律面前，皇帝能够凌驾于律令之上吗？
未必。
李世民上台后，官场上流行着一种不正之风，那就是“造假履历”。唐太宗对这种事深恶痛疾，立即颁布圣旨称，所有伪造履历者，一律判处死刑。
恰巧温州参军柳雄这个倒霉蛋被查了出来，李世民就打算拿这个家伙开刀，杀鸡给猴看。谁知大理寺卿戴胄站了出来，对李世民说：按照大唐例律柳雄顶多判流放，罪不至死。
唐太宗恼羞成怒，当堂发起了脾气：朕让他死他就得死，你竟敢拿刑律来压朕，不想活了？谁知这戴胄也是个汉子，甭管李世民怎么发火，他就是不肯妥协。
李世民在文武百官面前下不来台，气得他给戴胄扣了一顶帽子，称这小子收了柳雄的好处，要把他一块儿给拾掇了。
戴胄凛然不惧，他对李世民说道：圣上想要杀掉柳雄，还不是一道圣旨的事儿？但是，如果想按照刑律处罚他，那不好意思，我绝不会允许您判他死刑，否则，就是失信于天下人。
唐太宗见戴胄悍不畏死，心下一凛，总算是压住了杀心。仔细想想，这戴胄所言的确有道理，刑律白纸黑字地写着，总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胡乱杀人吧？
于是，唐太宗并未判处柳雄死罪，而是按照刑律将其流放。至于那位与唐太宗当众叫板的戴胄，反倒得到了李世民的赞誉：“有这小子在，朕再也不怕冤死人了！”
当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究竟出现过几次，我们不得而知，毕竟，不是每个皇帝都叫李世民，也不是每次都有戴胄这样的执法人员挺身而出的。
参考资料：
【《唐律》、《开皇律》、《唐律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