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在地主家当雇工的说法，不知有何根据。但薛仁贵出身贫农的说法，相信是本于欧阳修撰《新唐书·薛仁贵传》中的一句话：“少贫贱，以田为业”；估计欧阳修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一样，曾见过现在失存的薛仁贵碑，但后者似乎采纳了碑中说法，以薛仁贵名礼，以字行。欧阳修却在他著的《集古录跋尾》卷六中云：“薛仁贵本田家子，奋身行阵，其仅知姓名尔。其名曰礼字仁贵者，疑后世文士或其子孙为增之也。”这两位宋代史家对薛仁贵的不同看法，其实部分反映了他们的史学修养。欧阳修和司马光相信都同时见到一些《旧唐书》编者未见的材料，前者更看到有关薛仁贵年少务农的记载。但他大概由于不像司马光那样，有编修通史的经验，对隋唐以前的历史有较深的认识，故此未能注意到薛安都在南北朝时曾经活跃一时。他似乎未能注意到隋唐之际不少人物都是以字行，而名和字往往不易辨别，故薛礼名不见史传亦非个别例子。宋代的另一位金石学家赵明诚便曾以同是河东汾阴出身的薛元超为例，指出他在唐史及父碑中皆名为元超，在杨炯所写的行状中却以振为名，因此以为“唐初人多以字为名”。近年所发现的薛元超碑，亦印证了这个事实。
[8]其余唐初人以字行者，论者便曾指出，如尉迟敬德名恭、殷开山名峤、姚思廉名简、苏定方名烈、武平名甄、高季辅名冯；以字显者，如秦琼字叔宝、姜确字行本、高俭字士廉、王字方庆，都是较为著名的例子。
[9]看来欧阳修在新传所谓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实有点看不起薛仁贵的出身的意思。但唐代武将以仁字入名不少，最有名的莫过于后来先后出兵百济的刘仁愿、刘仁轨和孙仁师，其中刘仁愿更可能是混血的胡族后人。
[10]玄宗朝也有张仁愿。而用仁字入名的亦不限武将，文臣中如唐初的崔仁师、傅仁均、赵仁本、狄仁杰等，都可为例。欧阳修未察觉到这点，因此怀疑薛仁贵的名字是后世文士或其子孙所加，似乎近于过犹不及了。
不过，薛仁贵的家世和谱系并不是完全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上记《魏书》中薛安都的传记载传主有“子侄群”：他的两篇传记中所见的儿子名字即有道标、达、承华、罗汉、道异、道智、道次、伯令、环龙，又有从弟道生、从子索儿，但其中并无《新唐书》宰相表所见真龙与薛仁贵的五祖道龙。一个可能是二人是旁支，未见史籍；另一个可能自然是捏冒。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阶级讲究品第，到了唐朝风气并未完全改变。唐太宗修《氏族志》，刻意把当代统治阶级的序列，代表旧日的社会门第。唐高宗登位后，以李义府、许敬宗为首的一班新兴官僚，发现这种做法有利提高本身社会地位，起而效之。可能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者，他们的做法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最后的结果就是《姓氏录》。目前似乎并不清楚除了几位主事者，还有谁在该事件中是得益者。应该注意的自然是薛仁贵当时正合乎登记在《姓氏录》中的条件。所以如果说他因《姓氏录》的编撰而得和薛安都拉上关系，亦非不可能。而薛仁贵后来在战场上的表现，与薛安都相比，或可形容为不相伯仲，用血缘关系把二人串起来，自然较易令人信服。
出身论应该不是现代评论人物的方法，出身决定论更应该被唾弃，但了解一个人的出身无疑有助于了解他的行为。不管薛仁贵是否薛安都的直系后代，不过他是河东薛氏一族，多少受到薛氏家风的影响，却是不易否定的。
注释
1.有关薛仁贵碑记资料，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薛仁贵碑》条引苗神客撰薛仁贵碑，收于严耕望编《石刻史料丛书》二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另外《宝刻丛编》卷十（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唐代州都督薛仁贵碑》条又引《集古录目》，谓碑由仁贵玄孙左领军卫兵曹参军伯嶷书，天宝二年立于安邑。据《旧唐书》38.1429及39.1469，安邑本属虞州，贞观十七年改属蒲州。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73下.2993）无伯嶷名，但楚玉有子名嶷，从年数来计，天宝年间薛仁贵亦未有玄孙，故当为同一人。
2.张说《张燕公集》（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6.170《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碑》。
3.参《旧唐书》41.1690《太平环宇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影印本）78.502等。
4.河东薛氏历史，参毛汉光《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第四部分：蜀薛之迁入（1986年12月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宣读论文，未刊稿）。
5.《山西通志》（觉罗石麟等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影印本）卷173陵墓万泉县记该地有河中绛隰使薛平墓，同书174.3342又记夏县有薛嵩碑，尚书礼部郎中程浩撰，与薛仁贵、楚玉同葬；另同60.1178同，但同59.1161则收于万泉县古迹部分。
6.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1985）所收鲁才全；《〈盖蕃墓志〉考释》，页38-39。
7.如《山西历史人物传》，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页151；《山西名人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219—222。
8.参赵明诚《金石录校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卷二十四跋尾《唐薛收碑》，页438。新发现薛元超碑，参廖彩梁《乾陵稽古》，合肥，黄山书社，1986，页94。
9.参陈光崇《欧阳修对两〈唐书〉的论证》，《唐史论丛》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六节。
10.据《唐刘仁愿纪功碑》（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金石总览》上，亚细亚文化社，汉城，1976，页17），刘仁愿是雕阴大斌人。据《太平环宇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38.311，雕阴在后汉是稽胡及赫连勃勃所居地。据《魏书》95.2056《屈孑传》，赫连氏本姓铁弗，而同书95.2054则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薛仁贵》，黄约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胡杨文化2020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