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臣子见面大约分为三类，有朝会、御门听政和召对，朝会属于国家典礼，只是礼仪性质的会面，君臣间并无实际交流。御门听政则类似于今天领导召开的集体办公会议，一群人聚焦在一起讨论问题，拿出方案。
召对则是有工作性质的会见、训示，一般是在偏殿举行，明朝前期，皇帝通常在端门、奉天门、左顺门、文华殿、武英殿接见臣子，明朝中后期，则改成了中左门并延续到清初，康熙以后又改成了在乾清宫、西暖阁和养心殿。
平台一词典出《汉书》，源于梁文帝为梁孝王所建的复道，类似今天的行人天桥，明代三大殿的回廊与其相似，因此也被称为平台。弘治十三年，明孝宗曾经在平台召见内阁大学士刘健、李冬阳、谢迁，渐渐地，平台召见就成了皇帝召见宰执，面对面商讨国家大事的一种常见方式，平台召见的次数也成为称量皇帝勤政与否的标准。因此乾清宫召对也可以认为是明朝平台召对的延续。
平台召对作为一种非正式典礼的召见，因为没有旁人的参与，只有君臣间的奏对，往往更能体现君臣的关系和性格，对于事情的讨论也更加深入。因为平台召对的性质，皇帝对臣子往往是抱有期待的，他希望臣子能畅所欲言，解决实际问题，而臣子对于皇帝这种恩宠也是感恩戴德。
在几百年前，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改变历史的两次平台召对，这两次召对分别是崇祯召见袁崇焕和道光皇帝召见林则徐。
崇祯召见袁崇焕，发生于1628年（崇祯元年），时值崇祯皇帝刚刚继位，辽东动荡，后金虎视眈眈，危急情况下，他想起了袁崇焕，认为他是有可能拯救明朝的人，于是便把他召来北京，询问辽东之事。
七月，崇焕入都。
十四日，帝召见平台，咨以方略。崇焕秘陈之，大称上意。崇焕因言:“臣受陛下特眷顾，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肤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
顷之，出。崇焕即奏言:“五年内户部转军铜，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明无疑虑，联自有主持。”赐酒撰而出。
二十四日，赐崇焕尚方剑，假以便宜。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上言:“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择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道光皇帝接见林则徐，则是发生1838年，当时正值英国鸦片大举倾销中国，除了荼毒中国人的身体外，更是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因此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查禁鸦片有所成效，道光帝于是便召见林则徐。林则徐十月初七接到吏部通知，十一日启程北上，十一月初十到达京城，十一日一早晋见。
林公日记写道:
十一日，“昨夕阴，丑刻微雪即止，寅刻(早上4点)仍晴，入内递折。卯刻(早上6点)第一起召见。命上毡垫，垂问至三刻(45分钟)有余。”
十二日，‘第四起召见，约有两刻。”
十三日，‘第六起召见，亦有两刻。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
十四日，“寅刻，骑马进内，递折谢恩。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又谢。”
十五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四起召见，约三刻有余。旋奉谕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骚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
十六日，“寅刻，肩舆入内，递折，第七起召见，约有三刻。出，赴军机处，领出‘钦差大臣关防’。满汉篆文各六字”，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回寓封存。”
十七日，“卯刻，肩舆入内，第五起召见，约两刻零。”
十八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六起召见，约有三刻，谕令，即于是日跪安。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
于是二十三日，“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由正阳门出彰仪门。
这两次平台召见，虽然次数不一样，崇祯召见三次，道光召见了八次，但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大致有5小时，但产生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崇祯召见袁崇焕后，明朝只延续了17年，而道光召见林则徐后，清朝又延续了71年。更为人所感慨的是袁崇焕和林则徐两人的命运。
平台召对之后，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态度逐渐改变，到崇祯二年十月的北京城保卫战时，已经对袁的忠诚产生怀疑，后面更是将袁崇焕以通敌的入狱，而后将其凌迟。崇祯皇帝这一行为也被视为自毁长城，17年后明朝灭亡。
而平台召对以后，林则徐却是得到了道光帝的充分信任，虎门销烟更是成为世界禁毒史上的典范。鸦片战争以后，道光迫于压力撤了林则徐的职，然而明贬实保，将林则徐保护了下来。“伊犁充军”5年后，林则徐再度起用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咸丰即位后，林则徐依然被重用，死后更是得到“文忠”这一谥号。
同是危急关头得到皇帝重用的臣子，为何结局如此大不相同？除了明清两朝面对的危机程度不同以外，更重要和君臣间的性格息息相关，两次召对的详细记录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崇祯帝是天性刚愎而狐疑、用人必疑，而袁崇焕恰恰是“为人慷慨”、“负胆略”、“以边才自许”，君臣间缺乏互信。崇祯三次召见袁崇焕，袁崇焕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策略失效，也不是敌人凶猛，而是担心后方的威胁。他多次强调，“驭边臣与廷臣异味”，“任而勿贰，信而勿疑”，君臣的互不信任感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