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迹我感觉，第一是它的这个墨气，真实不虚；第二，它的细节，真实不虚；第三是你对它的材质的了解，真实不虚，所以带给你的感受肯定是真实不虚的。多看真迹，你就能够看到它整个的墨是怎么走的，笔路是怎么运行的，而一旦进入复制品印刷，它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真气，我一直觉得古人的真迹，它是有真气的。这个真气除了有古人的运笔运思之真，还有时代经历中藏匿的时空之真，时空之真就是历代藏家的手汗味、微尘入墨的氧化之功，年代久远的碑帖字迹，火气全无，装裱材料、收藏印章与墨迹融为一体，共同经历了时代风云，说白一点就是那点“旧气”。比如说，黄庭坚的《行书青衣江题名卷》行书四十九个大字，每字一行，字径二十厘米，其后书三行九个小字，是黄庭坚五十六岁时流寓四川南部戎州时所书，是黄庭坚传世墨迹最大的作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四十九个大字中，有的地方墨迹较淡，极个别地方有补笔，但是入笔精微，行笔遒劲，节奏从容，并非复制出版物一般漆黑发亮，细节的损失就是古人气息的流失，带给学书者很多理解上的偏差，当然，对古人的“误读”是一种可行的临摹方法，但是古迹之贵贵在一“真”字。
唐摹宋拓，抚古开今，在中国书法史上贡献巨大。魏晋名士作书，多以尺牍的形式在高门大族之间流转传播，一般文士难睹其真，学书者必随师左右，观其挥运，听授机宜，以观真迹为主。唐代以降，重艺文，敬明贤，尤其是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崇，不惜重金购募其书，且锐意仿临，为其作传。王羲之等魏晋名士真迹更不易得见，遂有唐双钩摹本问世，号称“下真迹一等”，毕竟这种私人订制极其复杂精细，尚不便广泛传播。到了宋代，刻帖的盛行和流布，才使得晉唐书风发扬光大。太宗淳化三年(992)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韩林侍书王著编次为10卷，摹勒于枣木板上，后世称为《阁帖》或《淳化阁帖》，以后辗转摹刻者渐多，刻帖之风渐趋兴盛。著名的《绛帖》、《大观帖》等大都以《淳化阁帖》为基础，稍加增减、调整。当时刻帖并不限于宫廷内府，地方官署和私人也都摹刻。如《凤墅帖》、《忠义堂帖》、《宝晋斋帖》、《群玉堂帖》、《越州石氏博古堂帖》等。据南宋人陈思《博客丛编》所记，绍兴年间，新昌人（今浙江新昌）人石邦哲（字熙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曾汇刻历代名帖二十七种，因会稽属越州，故名曰“越州石氏刻本”。王文治对越州石氏刻帖评价极高：“余目中所见佳刻，无过越州石氏，然此本在人间者不可多得。……似此纸墨皆精而神情迸露，殆人间僅有之物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宋拓顔柳白米四家法帖》正是越州石氏刻帖。褚德彝在此帖末页题跋中写道：“陈续芸《宝刻丛编》全著其目，即前人所称为博古堂帖者……此本鲁公祭伯文、祭姪文、寒食帖、鹿脯帖、柳谏议泥甚帖、白香山诗简皆在陈编二十七种之内，惟米帖未录。孙氏闲者轩帖考于诸种外又多出米元章书及汉隶千文，知博古堂本有米书。陈续芸书以五季为断，遂去本朝人书，并易其名耳。越州石氏所刻晋唐人小楷流传尚多，而顔柳白米书至为罕见。此本墨色暗古，纸质紧薄，定为宋拓。明代为莫廷韩物。国朝递经毕涧飞、王梦楼藏去。董文敏、钟伯敬皆有题咏，尤足增重也。”此帖为折叠式册装，共十九开。帖前有题签“宋拓顔柳白米四家法帖”，分别题有“顾光旭书签，试砚齋收”。帖后有明嘉靖三年（1524）钱德孚、万历四十四年（1616）钟惺、陆梦龙、马之骏、董其昌及清代毕泷、王文治、陆心源（存齋）、褚德彝等人题跋、观款数则。并有若干收藏、鉴赏印及战国虎符剖面印识。由题识得知此册先后经两次装裱，八次易主，先后经钱德孚、莫云卿、朱叔熙、云间张氏、毕泷、王文治、汪士钟、蒋毂孙收藏。莫云卿对此帖重若拱璧，日夜浸淫其中，窥得唐宋之法；董其昌与莫云卿过从甚密，曾多次同观，养其丹府。从其题跋“观莫廷韩所藏宋拓顔柳米元章诸帖，知其醖醸甚深，今人尚未梦见，廷韩脚汗在。”中可见董其昌深悟其中妙谛。古人妙悟，必契于真。展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宋拓顔柳白米四家法帖》，观其墨气沉厚，字口精微，除此之外，其运笔之圆厚遒劲，造型之沉郁古拙，扑面而来，尤其是顔柳五帖，浑浑然颇具篆籀气象。书史上最早从颜真卿行书中感受到“篆籀气”的当属米芾。同是北宋的朱长文在《续书断》中也作过相似的评述：“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以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颜真卿行书中的“篆籀气”已被宋人认识到并明确提出。宋拓之妙，妙在得气传神；宋拓之精，精在形神兼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