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绿釉陶烤炉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壁画，发掘后磨灭较严重。邢义田指出烤肉者有胡须，服饰左衽，当属胡人无疑。并引证《释名·释饮食》：“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貊炙又见于《太平御览·卷八五九》引《搜神记》：“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
对于这两处文献的理解，王利器、杨树达等较早提出过类似烤全羊、全猪的胡俗烹饪技术自汉武帝太始以后传入中原地区并开始流行。邢义田则认为《搜神记》所记太始为晋太始年间，烤肉串最迟为西汉初传入，烤全牲魏晋以后开始在中原流行。
只是，目前考古资料中并未发现过所谓贵人富室的貊炙之“器”，反而多见一般串烤之簇，从目前此类汉画像资料的地域广泛分布来讲，对于一般的烧烤肉串风俗是否从胡地传入中原地区也还是值得存疑的。
▲ 陕西绥德四十铺汉墓墓门画像拓片 （局部）
前文引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记录作为法律援引案例，已经由整理者指出，与《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晋文公时“宰人上炙而发绕之”史事相近：
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文公召宰人而谯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为以发绕炙。”宰人顿首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贯脔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奉炽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无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谯之，果然，乃诛之。一曰晋平公觞客，少庶子进炙而发绕之，平公趣杀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谓也？”对曰：“臣刀之利，风靡骨断而发不断，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红白而发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视之，发绕炙而目不见，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杀臣不亦蚤乎！”
可见，韩非著书时已不清楚此事到底发生在晋文公还是晋平公时期，可以推断关于这一史事的文本流传极为久远。
▲ 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烧烤者壁画
从人类饮食文化的自然演进过程看，也不应该排除烧烤风俗源于本土的可能性。陈彦堂根据新石器考古资料，甚至认为以镂孔烤盘烹饪肉食源于马家浜文化，或许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汉代随着中原地区冶铁技术的成熟，以及铁制农具、日常器物价格的市场化，铁制灶具的生产日渐成熟，逐渐替代原来炊爨使用的陶制灶具。由于汉代炉、灶的普及，鬲、甑等陶制为主的炊具慢慢被抛弃，釜、鍪、炉、盘等铁制炊具更受欢迎，并以其更好的热量利用率和延展性，使得“或燔或炙”的烧烤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这种新的烹饪方式无疑深受社会欢迎，生前燔炙满案，死后仍要画以象形，寄希望于未知世界的享受。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大量遣册，从粮酒、菜肴、调味品到漆器、陶器日用品，蔚为壮观，其中便记录了牛炙、牛胁炙、牛乘炙、犬其胁炙、犬肝炙、豕炙、鹿炙、鸡炙等多种烧烤肉食，从简书“右方牛、犬、鹿、豕、鸡炙四合”，可推测当时埋葬过程中还使用过实物。长沙吴阳墓也出土了遣册“美食方”，可以看到“狗干炙方”、“鹨脩炙方”等几种烧烤名称。
▲ 1973年4月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石棺四棺侧宴饮舞蹈图
桑炭甚美的饮食追求
“炭，烧木留性，寒月供然（燃）火取暖者，不烟不焰，可贵也。”木炭这种“不烟不焰”的优点在汉代很受民众偏爱，由此在日常生活领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当时烧烤肉食所用的木炭，已经开始刻意讲究其质地。桑木以坚硬、味辛，不仅可以久烧且能增加烤肉香味，《奏谳书》所载历史案例中“桑炭甚美”的评价，正体现了这种饮食文化追求独特享受的消费趋势。
只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木炭的生产终究是艰辛的劳作。《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窦广国早年被卖为奴入山烧炭的经历：“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
西汉时蜀人王褒作《僮约》，约束家奴的条约提到“焚薪作炭”的具体情形，也与窦广国的经历相似：“持斧入山，断輮裁辕。若有馀残，当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盘。焚薪作炭，磊石薄岸，治舍盖屋，削书代牍。日暮欲归，当送干柴两三束。”焚薪作炭，既可满足寒日取暖之需，也会用到日常烹饪当中。
▲ 1973年4月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石棺五棺侧宴饮图
汉代的富人贵室，极尽追求生前死后的奢靡享受。左思《蜀都赋》曰：“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合蹲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后汉书钟长统传描述豪人之家，“妖童美妾”、“倡讴伎乐”，饮宴乐舞是日常生活所好。
丧葬礼俗摹绘生前，“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这种孝道文化的扭曲受到当时士大夫的严厉批驳，王符指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根梓掖招，良田造莹，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移上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