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大量农民“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外加银价的上涨，明末的粮食危机，也是越演越烈：到了崇祯年间，即使是富庶的东南地区，粮食价格也在疯涨，苏州的粮食价格到崇祯年间，几乎涨到了每石三两银子以上，比万历年间翻了数倍。这样的“比价”，再看看晚明触目惊心的天灾，明末的大乱，已经可以找到缘由。
尤其可悲的是，那么多白银涌入了明王朝，但明朝的国家税收，依然紧紧盯着“三饷”，从土地里刨食，以至于穷农民们不堪重负。明末北方农民每年的差役钱，诸如河南等地都涨到了一顷地12两银子。以学者陈卜的叹息，明末北方有100亩地的农民，每年勤扒苦做，就算风调雨顺，“年收入”竟还不够交徭役差役的费用。只看这个就明白，某些明末精英斥责苦农民“不做安安饿殍”的嘴脸，何其无耻。
同样可悲的是，一方面是农民们“安安饿殍”都做不了。另一面“前明多富家”，汹涌的白银，叫士大夫们的财富滚雪球般膨胀。嘉靖年间的大贪官严世蕃曾说，家产五十万两白银以上的家族，就是大明朝的豪族。可明末的无锡苏州松江地区，诸如“钱家”“华家”等“精英清流”们，每年仅地租收入就近百万两白银。家家“收债急于纳税”。一面是王朝风雨飘摇，一面是“精英清流”们富得流油，咄咄怪事，注解了晚明大厦将倾前的乱象。
亮闪闪的“二钱银子”背后，多少反思在其中。
参考资料：商传《走进晚明》、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张准《从 金瓶梅 看明代后期白银流通及货币购买力》、高寿仙《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货币中国史》、梅朝荣《评 金瓶梅 品明朝社会》、侯会《食货 金瓶梅 ——晚明市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