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溯一下长平之战爆发的起因。
战国末年，经过商鞅变法和多年的对外战争，“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已经形成。秦国作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山东六国，可谓是虎视眈眈，势在必得，一心想要吞并他们，统一天下。
赵国，历经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成为当时仅次于强秦的第二号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和秦国争雄的国家。
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从来都比较棘手，不好处理，更何况是国与国之间的殊死搏斗。
当时的赵国，无疑是秦国统一之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也是最大的心腹之患。对于志在统一天下的秦国来说，赵国是它不得不翻越的崇山峻岭。
长平之战就是两国为争夺上党地区而爆发的一次剧烈碰撞。
公元前262年，秦将王龁伐韩，占领了野王，韩惠文王为求得和平，将上党郡献与秦国。但上党郡郡守冯亭和百姓却不愿降秦，最后主动投靠了赵国。这时的赵国君主是赵孝成王。此时他登位不过四年，和自己的爷爷赵武灵王和父亲赵惠文王相比，赵孝成王少年得位，踌躇满志，一心想要作一番大事业。但赵孝成王年轻气盛，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为人做事不够沉着冷静、好大喜功，一心想要扩展赵国领土，和秦国掰手腕。
赵孝成王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面对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赵孝成王全然忘记了几天前自己曾做过的“飞龙坠地，筮史官断定有气势而无实力，看见金银珠宝堆满地却主忧愁”的不吉之梦。不顾赵豹的强烈反对，听信奸臣谗言，贸然接受了上党郡。
长平之战由此爆发。
此后，赵孝成王昏招迭出，一错再错，撤换廉颇，任用赵括。终致局面不可挽回。
经过三年拉锯，赵国完败。
相对于年轻的赵孝成王，老辣的秦昭襄王当然明白长平之战的意义：这既是秦赵两国的战略决战，更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长平之战示意图
这一仗胜了，秦国面前自此一马平川，再无阻拦。
白起杀降，当然是他个人的主观意愿，更是秦昭襄王的主观意愿，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秦国的国家意志。赵国军队，从踏上长平战场的那一刻起，被屠戮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2.主将的猜疑心理在作祟
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白起杀降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上党地区和上党百姓的归附赵国，不愿入秦，白起据此认为，赵国人多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今日归秦，明日可能就会思念故邦而再次反叛。
这样的军队放在自己的身边，自然是一种心腹大患。为了根绝这种祸患，不如痛下杀手，斩草除根。
同样的猜疑心理也表现在了“苏州杀降”的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也曾苏州杀降
1863年11月，固守苏州的纳王郜永宽等人眼见太平天国覆亡在即，加之与慕王谭绍光不和，遂起降清之心。侦知这一讯息的常胜军头目戈登，迅速转告了正在为攻城而发愁的淮军统帅李鸿章。
于是在戈登的担保下，纳王郜永宽等人和李鸿章达成了投降协议。八王在杀死谭绍光之后，受邀参加李鸿章和程学启设下的鸿门宴。宴会之上，李鸿章赏赐八人顶戴官服，八人感恩戴德，却于接受之时惨遭武士杀害。苏州城内的两万多降卒也尽数被屠杀。
军功爵制对秦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可见一斑。
军功爵制和白起屠杀赵军降卒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军功爵制规定，秦人可以根据战功取得爵位，而战功的大小和杀死敌人的数量密切相关：
秦兵斩杀敌国甲士一名，获一级爵位，田一顷，宅一处，仆人一个。
在那个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的年代，这项政策对于普通百姓的诱惑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那么秦军主帅如何计算战功呢？他们的军功主要是按军队集体斩首敌人的数量来衡量，同样斩获敌人越多，军功就越大。爵位最大可以做到列侯。
杀神白起
白起正是借助军功爵制脱颖而出，当然明白其中的各种关窍。所以，四十万赵军降卒，在白起的眼里，或许并不是有着父母妻儿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个带来更多荣华富贵的机会而已。
正是这种现实利益的诱惑促使白起做出了杀降的决定。《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生命权的保护
当然杀降问题，并不仅存于白起、李鸿章等人的身上，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任何年代，这个问题都曾不同程度的存在过。为了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确保战俘的生命和基本权利，国际社会缔结了《日内日瓦公约》。在这个公约里，对战俘的身份界定和基本权利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关于战俘的生命权作了这样的规定：战俘在任何时间均须受人道的待遇和保护，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伤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不得使其遭受暴行或恫吓及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禁止对战俘施以报复措施。
相比于其他层出不穷的文化成就，这一条文的出现，更彰显了人类世界文明的巨大进步。
毕竟强者之所以称为强，不在于你可以摧毁弱者，更在于你明明可以摧毁他们，却选择了保护和宽容。
公元前257年，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三年，白起被秦王赐死杜邮。史载“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