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因为《水浒》对他的描写广为人知，奸臣的形象深入人心。《宋史》却没有他的传记，他的事迹只散见于《徽宗本纪》、《钦宗本纪》与《李纲传》、《李若水传》里，都只是寥寥数语。
高俅与苏轼同是北宋末期人物，苏轼逝于1101年，享年64岁，高俅出生年月不详，逝于1126年，由此推理，高俅比苏轼小十几岁。
《水浒》以及一些野史，提到了苏轼与高俅的关系。苏轼进士出身，高俅出生市井，他俩身份不一样，却有一段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渊源。
高俅虽然出生市井，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高俅最拿手的是踢得一脚好球。
野史记载，高俅除了多才多艺，还能写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曾经是苏轼手下一名抄抄写写的秘书。
宋哲宗年间，苏轼官至礼部尚书，大富大贵。这时，出生卑贱的高俅，只能靠自己的才能在富贵人家帮闲。高俅的发迹应该要感谢苏轼。
宋朝最赚钱的生意可能是开生药铺。高俅的发迹也与开生药铺的富人有关。
《水浒》中说，高俅先是在京城开生药铺的董将士家帮闲，董将士把他推荐给苏轼，苏轼又将高俅推荐给宋神宗的驸马都太尉王诜。
宋神宗死后，儿子宋哲宗继位，这时候，王诜是宋哲宗的妹夫。
驸马都太尉王诜得到苏轼推荐来的高俅，很是喜欢，收留高俅做了个亲随。
一次，王诜让高俅到宋哲宗的弟弟瑞王赵佶家办事，瑞王正好与一班人在院中蹴球，一个球飞来，瑞王没有接着，这个球正好飞到高俅身边，高俅一个"鸳鸯拐"将球踢还瑞王，看到高俅球技不错，瑞王大喜，向驸马讨要高俅，高俅又成了瑞王的人。
宋哲宗无子，死后，弟弟瑞王继位，即为宋徽宗。宋徽宗赏识高俅，高俅从此发迹。
苏轼虽然是大文豪，诗词文章盖世，却有点不识时务。王安石变法时，他是反对派，被贬到黄州五年。
被贬后，苏轼痛定思痛，认为他丢官被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要想获得富贵，就不能自作聪明、太有主见，而应该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在黄州期间，苏轼的侍妾为郁郁不得志的苏轼生下一个男孩，苏轼写了一首《洗儿诗》表明了他的心迹。
这时的苏轼认为，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看起来愚鲁，好像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安石死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上台，苏轼又反对尽废王安石新法，得罪很多人，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一死，被贬到海南，差点老死边荒。
宋徽宗时，苏轼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明代杭州一位叫瞿存斋的人也写了一首类似苏轼写的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
苏轼和这个明朝人的诗，揭露了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聪明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但是聪明如果不得法，也会被聪明误。
苏轼如果不聪明，就不能高中进士，也就没有早期的大富大贵的生活。
但是聪明，有苏轼的聪明，也有高俅的聪明。苏轼的聪明，在权力的社会，往往会成为害自己的聪明。
大概是儒家的书读多了，苏轼把道德理想放在第一位，不太注意迎合同僚，这就很容易犯政治错误，犯了政治错误，到手的富贵就会付之东流。
高俅比苏轼聪明的地方是，高俅不会用"仁义礼智信、为国为民"等道德说教来束缚自己。
高俅只一心一意向上爬，任何事情，不管多么高尚和正义，只要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高俅都不会做。
因此，高俅这种人不会行侠仗义，不会为民请命，所以高俅是不会犯政治错误的。
小说《水浒》和《荡寇志》都把高俅描写为奸臣，这是普通人的见识。
其实，在宋朝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心目中，高俅才是忠臣，他忠心耿耿为皇帝着想，让皇帝感觉舒服。苏轼则自恃才高，自以为是，说话经常让皇帝感觉不快，站在皇帝的角度，这才是奸臣。
《荡寇志》说高俅死于梁山好汉的谋杀，这与《宋史》记载不同。
不管怎么说，高俅寿终正寝，得了个善终，如果不是同僚倾轧，帝王还得穿上丧服为高俅举行葬礼。
另外，野史记载高俅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发迹后，不忘苏轼的推荐，对落难的苏轼及其后入有很多关照。
总之，高俅被后人渲染成奸臣，普通人看不到事物的本质，人云亦云，也以为高俅是奸臣。
但是在最高统治者眼中，高俅却是忠臣。这是高俅在官场能够如鱼得水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