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平（中）在进行历史文化与文物保护工作调研。
功牌局部
近日，铜仁市江口县政协文史民宗委在进行历史文化与文物保护工作调研时，意外地在一村民家中，发现了一块清代咸丰年间的军功执照。通过对该军功执照（也称功牌，以下简称功牌）的版面文字和历史文化信息进行解读，并进行相关研究后，研究人员发现，这幅功牌不仅彰显了清代文书的风格与特点，也反映出清代奖赏制度的格局，是一件存世不多的珍贵文物。日前，记者采访到参与此次调查的地方文史研究者刘胜平，听他分享该军功执照的发现故事和历史价值。
清咸丰六年的“六品军功”功牌
刘胜平告诉记者，今年5月6日，江口县政协文史民宗委在进行历史文化与文物保护工作调研时，在江口县怒溪镇骆象村一方姓村民家中，发现了这幅清咸丰六年，由贵州巡抚部院颁发的“六品军功”执照。该方姓人家称，功牌由自己的祖上代代相传，如今已160多年。
“功牌版面仿照碑刻样式，布局得当，印制精良。”刘胜平介绍，该功牌纵60厘米，横44厘米，宣纸木版蓝彩印刷；边框起双线，双线内饰火焰纹。边框内以横线为界，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标题“执照”二字横排于上部梯形天头内，下部方框内分别表明授牌官员的衔称、功牌命文、颁发日期、落款等。竖排右读13列201个小字，然后朱批“照”“行”，并钤盖一方关防大印。
他告诉记者，功牌是封建王朝赏赐立功人员的一种奖牌。明代及以前，朝廷嘉奖官员、将士，一般实行“丹书铁券”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勋章制度，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满清入主中原后，废除了丹书铁券，代之以功牌，目的同样是为了表彰获颁者在政治、军事和其他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类似于今天的勋章、奖状、嘉奖令等，作为一般官员加官晋爵的依据。
“功牌通常为一式两份，以中间之骑缝印分为左牌、右牌，左牌暂留官方备查核对，右牌作为通知书颁发给受赐人留存，如遇作奸犯科，即行追缴。”刘胜平说，颁赏功牌为每年一次，在数量上有严格控制，因此每张功牌上都有编号。但是到了清朝末年，特别是自鸦片战争兵败后，因朝廷腐败、战败赔款而导致国库空虚，加上与太平军的连年战争，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造成一些官员或为捞取钱财，或为筹措军费，功牌赏赐日渐泛滥。
功牌后的贵州农民运动
通过研究，刘胜平发现这幅功牌是朝廷嘉奖方天用在征剿红号军起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文书，其所反映的文化、历史等信息非常丰富。“作为一种‘公文’，功牌的格式，就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信息。”他告诉记者，功牌上部横排“执照”两字，下部纵排功牌内容，分别注明颁赐者的衔位品级、颁发功牌的缘由、获颁者的姓名，末尾加盖颁发机关大印，并注明颁发日期。特别是，“钦”字使用“皇抬头”。在历朝历代的典章、奏疏、论著、书札中，凡有“皇、上、钦、旨、奏”等字都超前一格书写，此格式俗称“皇抬头”。这无疑是昭明身份和分辨等级的符号，表示皇帝的权利至高无上。
“需要说明的是，朱批并非当朝皇帝所特有。”刘胜平进一步解释道，清代官制：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命由皇帝亲笔御批，下圣旨方可生效；五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则由地方高级官员委任。方天用不过六品官衔，所获《功牌》照例由当时的地方大员——钦命兵部侍郎兼贵州巡抚蒋蔚远颁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功牌》上的朱批“照”“行”出自蒋蔚远之手，从而彻底否定了“皇帝行朱批，大臣行蓝批”的世俗说法。
所发现的功牌，居于怎样的意义呢？刘胜平发现，背后其实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轰轰烈烈的贵州农民运动史。他说，颁发者蒋蔚远本是清汉军镶蓝旗人，于咸丰元年（1851）升任贵州巡抚。当时，贵州各族人民因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于咸丰四年（1854）攻下铜仁城，并紧接着进攻松桃、石阡、玉屏、思南、印江、岑巩、三穗、镇远及湖南晃县、麻阳、花垣、四川秀山等州县，清廷震动。面对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清政府采取了大规模镇压措施，并对“剿匪”有功者进行嘉奖，此次发现的功牌，就是见证之一。
刘胜平说，所发现的功牌的获得者方天用，生卒年月不详，清铜仁县扣答乡（今江口县怒溪镇骆象村）姚家坪人，是江口讯兵丁。根据该功牌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其因剿杀“逆匪”有功，由贵州巡抚蒋蔚远颁给六品军功衔并赏戴蓝翎。“清王朝重文轻武，武官正六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他说。
在当时，尽管清政府血腥镇压农民起义，但仍未能遏制轰轰烈烈的运动。过程中，咸丰帝奕宁认为蒋蔚远督兵镇压不力，下诏将其革职留任，并迅速增调湘军入黔，协助剿灭“苗乱”。此后，起义军和清军又进行了多次战斗，并多次打败清军，咸丰九年，都匀苗民起义军攻陷丹江厅，蒋蔚远忧惧成疾，不久病死。
“随着岁月的流逝，功牌已极为稀少而愈显珍贵。”刘胜平说，这些功牌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为研究清代奖赏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需要注意的是，纸质文物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别，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但由于纸张十分脆弱，长期的由虫蛀、霉菌、温湿度变化、光照、有害气体造成的破坏，又让纸质文物雪上加霜。为此，江口县政协文史民宗委发现该功牌后，已经建议县文产中心作为可移动文物收藏。
来源：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