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重视和擅长办报。从早年在北京参加北大新闻研究会，到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并亲自撰写多篇文章，再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孕育了丰富的办报思想。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更加重视报刊在“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中的重要作用，并多次撰写、审阅和修改《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撰写了若干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办报思想。
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
强调报刊是服务党的事业的重要武器，是毛泽东办报思想的重要内容。在1925年《〈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就提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此后两年，《政治周报》对沙面罢工、五卅运动等十四件重大事件进行了大力宣传，有力地反击了买办阶级主办的《工商日报》《新闻报》等报纸，“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取得了极大的对外宣传效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更加注重报纸在“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忽视办报宣传，“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报纸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并要求党的宣传工作人员和教育文化工作者“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去反映并指导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毛泽东始终倡导报刊宣传要坚持党性原则。1942年9月毛泽东在《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中强调“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并要求各地通讯社和报社要及时研究中央政策，以增强宣传报道中的党性意识。此外，194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决议的起草过程中特意加上一段话，强调“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以增强宣传报道中的看齐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宣传报道的党性。鲜明指出报刊宣传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一根本属性。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一贯坚持报刊宣传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忽视对城市贫民之取得、忽视对妇女群众的宣传和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办《时事简报》的要求，并于1931年3月亲自草拟和颁布《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守旧观点”。在文风和通俗性上，毛泽东要求用本地的土话，“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以便于群众阅读。在宣传内容上，毛泽东强调要多报道“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新闻，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等，这样“群众一定喜欢看”。在篇幅和字体上，毛泽东规定“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要用“极大黑墨字”，这样才能“看上去明明朗朗”，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读物”，群众“既看了报又识了字”。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报刊宣传要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原则。他严肃批评了《解放日报》“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错误，并亲自题写“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字方针，以督促《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报刊宣传中的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群众生活，使群众在阅读报刊后能够“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二是要在研究党的政策的基础上，在报刊中解读和宣传党的政策，表明党的立场。从而达到“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的宣传目的。
“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毛泽东多次强调“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集中火力配合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和擅长借助党的报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打宣传战。如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党内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要求动员报纸、刊物、通讯社等向前线官兵和全国人民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的抗战理念，并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宣传方针：一是宣传抗战典型（平型关、台儿庄等）；二是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三是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以提高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再如，1943年国民党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组织宣传反击战并要求各地报纸、通讯社揭发国民党的阴谋从而达到“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分子”的目的，以“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计划胎死腹中。此外，由于党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时刻变化着的，因此毛泽东也十分重视观察形势变化以制定正确的宣传方针。如1946年5月22日，为配合政治谈判，毛泽东致信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余光生：“从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暂停广播”。同年6月23日，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迅速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为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再次致信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集中火力“予以揭穿”，有力地声援了中原突围。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
毛泽东认为报纸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编辑和记者队伍的质量。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要“改造宣传队员成分”，以“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两种渠道来充实红军的宣传队伍，并要求政治部“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以“改进宣传员的质量”。延安时期，为提高办报质量，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拟定第四版的征稿办法，并挑选专家编辑队伍负责组稿工作。如：范文澜负责历史主题，每月组稿12000字；艾思奇负责文化和哲学主题，每月组稿10000字；周扬负责文艺批评主题，每月组稿10000字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参加编辑人员的座谈会并指导他们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如1948年4月召开的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求编辑和记者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担负教育群众的任务”。在文法和文风上，毛泽东提倡在对编辑进行教育时应选择几篇合乎标准的文件材料作为范例，使他们熟练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依旧注重编辑和记者队伍的培养工作，他强调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只有这样“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