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于炎热天气的记载比起严寒为少。这大概也是因为“酷暑”不像“严寒”一样有着“结冰”（0℃）这样一个相对明确的衡量标准的关系。当然，“少”不代表“没有”。譬如，《北齐书》记载，天保八年（557）“三月，大热，人或暍死。”《宋史》之中，也有绍兴五年（1135）“五月，大懊四十余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暍死者甚众”的记载。天气热到了有人中暑（“暍”）死亡的地步，气温之高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而在中国古代的诸多“高温日”里，清朝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必须“拥有姓名”。
总的来说，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清代是个寒冷的季节。不过，进入十八世纪之后，气温又开始升高，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进入了 “小冰期”中的相对温暖期。《清史稿·灾异志》记载，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宁津（今属山东德州）牡丹开花。农历十月显然已到初冬时节，牡丹花居然还能开放，可见当时的天气确实是比较暖和的。
气候既然渐渐变暖，不免出现极热的现象。乾隆八年（1743）夏天就是如此。这一年从阴历五月开始，华北出现了罕见的酷热。在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在河北高邑，从农历五月廿八（7月19日）到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躲在墙壁的阴影处，仍旧“炎如火灼”，阳光直射之下， 甚至“铅锡销化”。在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7月21日，天津镇总兵官傅清曾有奏报，“……历年在津，从未经此酷暑……”
与天津近在咫尺的京师（北京）自然也未能在这场热浪中幸免。就连乾隆年间的《浮山县志》在描述了本地的暑热景象后亦不忘加上一句，“京师更甚, 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当时身在北京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哥比 （Gaubil）则在他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里惊呼，“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 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了”、“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于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高官统计 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
这时候的北京，究竟热到什么程度呢？从这年7月13日到25日，哥比神父在教堂住所内用气温表进行了温度观测并做了记录，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北京地区最早的气温实测资料。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专家张德二根据其记录推算，从7月20日开始到25号，北京的最高气温连续六天超过40℃。其中7月25日的气温更是高达44.4℃！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北京在20世纪的极端气温记录——42.6 ℃ （1942）和42.3℃ （1999）。无怪乎《续东华录》里记载，六月丙辰（7月25 日）这天，“京师威暑”。
光是异常高温已然够呛，“奉皇帝的命令, 官吏们商议了救济民众的办法，在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偏偏北京7月 20~25 日连续6日晴天。高温本来就会加剧植物叶面的蒸腾失水，再加上持续无雨，无疑是旱灾的预兆。7月24日这天，为此感到不安的直隶总督高斌奏报，“数日以来，炎蒸溽暑，旱象已形，望云更迫……”
果不其然，1743年秋天到1744年春夏，华北平原爆发大面积旱灾。重灾州县正集中在直隶省东南部的天津、河间等府，河南北部的怀庆、开封等府，以及山东西北部的武定、济南等府。不幸中的万幸在于，当时清朝的国力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巅峰，而灾区又密迩京畿，令朝廷无法视而不见。清廷先是向所有灾民发放1个月口粮（“普赈”），随后又进行了“大赈”与“加赈”，通算下来，接受赈粮的灾民189万余人最多可获得8个月的口粮。正是在“盛世”国力的支撑下，清朝总算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起自乾隆八年这个有史可考的“最热夏天”的大旱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