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王昌龄的《出塞》是七绝还是乐府诗。能不能解释详细点？
乐府是古代音乐机关，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
为什么朝廷会专门设置一个音乐机关来管理诗歌和音乐？是不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广电总局？
确实如此。既然有了官办的背景，那么这类机构的目的肯定是为政权服务。
他们在引导娱乐风向的同时，客观上也保存了民间文化的多样性。
比如，《诗经》实际上就是官方机构的产物，只不过孔子后来作了修订，只剩下三百来首，称之为《诗三百》。
而乐府的正式命名是在秦朝，但是因为国祚太短，并没有什么成就。随后天下大乱，中原鏖兵，军马天下，一直到西汉建立，并没有谁有功夫来做这些整理音乐歌词的工作。
一直到天下大定，文景之治后的汉武帝，建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地位，又重开乐府，延续了孔子“诗书传世，礼乐治国”的指导方针，开始对民间音乐进行收集整理，同时大力鼓励文人进行创作。
正因为这一时期，文人的创作大量出现，音乐逐渐跟不上，诗就慢慢地出现了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徒歌”，成为吟诵体的前奏。
诗，就是歌词。
我们搞清楚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乐府诗了。
也就是说秦汉时期和更早的诗，其实都是为了演唱而作，只要乐府机构收录了谱子，并注明了歌词，那么这首作品就是乐府诗。
但是曲子不常换，歌词是要常换的，否则谁都会腻，所以文人为乐府中相同的曲子填写不同的歌词，也统称“乐府诗”。
是不是感觉就是后来的曲子词——词牌？所以，我们说“诗词同源。”
而诗逐渐转向吟诵体，内容逐渐高大上之后，词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也就是说古体诗，或者说乐府诗是格律诗、律古、词牌的祖宗，只不过因为格律的出现，短小可吟唱的韵文走上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道理。
遵守格律的诗彻底走上高端，成为科举工具和高级文人劝谏、讽喻工具，分为律绝、律诗、排律。
不遵守格律的诗称为古体诗，成为不喜欢拘束的诗人创作工具，古体诗的创作数量远大于格律诗。
这两种都是吟诵体，不再用于演唱。
而遵守格律的长短句，也就是乐府古诗演化而来，同时有音乐附着（词牌）的韵文，就成为了词牌——这是专门用来演唱的。
只不过又过了很多年，到今天词牌的音乐也散佚了，只剩下了词牌名。其实词牌念起来肯定不如唱的好听，只不过都不会唱了。
那么讲了这么多基础知识之后，王昌龄的《出塞》是乐府诗还是七绝，能不能回答了呢？
王昌龄号称“诗家天子”，“七绝圣手”，他在诗歌史上最伟大的功劳就是和李白一起整顿、规范了七言绝句的格式、文法、发展方向。让七言绝句这一不受诗坛重视的体裁一跃成为唐朝至今最流行的诗歌体裁。
但是我们前面讲到了，不论是不是七绝（是否遵守格律），其实都是从乐府诗而来，到了后期，乐府诗开始专指古体诗中的一部分，因为乐府诗存在的时候，格律不存在，所以自然和格律有代沟。但是即使在乐府诗中有符合格律的诗出现，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因为格律本身就是从古体诗中总结出来的规则。没有规则之前的作品，不是为格律而写，但是绝对有暗合规则的，这些暗合规则的作品，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格律诗。
诗在从音乐独立的过程，其实也是紧随着音乐变化而变化的。
唐朝虽然没有了乐府，但是仍有太常寺、梨园、教坊等音乐机构，依然延续传承之前的音乐，不过这个时候的音乐，除了祭祀、大典，基本上就以娱乐为主了。
汉乐府的曲子还是流行，成为唐乐坊的音乐来源。同时音乐也在不断新创，传统和新兴统称为乐府音乐，但是为这些音乐写的歌词，也就是诗，根据题制的不同又分为“乐府旧题”和“新乐府诗”。
七言绝句的流行也代表了唐乐坊中演唱音乐的变化，在民间七言绝句的演唱首先流行起来，才造成了七言诗的大发展。等到格律出来之后，诗词就开始各行其道，这就是“诗词分野”。
王昌龄的《出塞》有两首，一首是古体诗，一首是近体诗。也就是说一首是不讲格律的，另外一首暗合格律。这正好证明了他在七绝格律化上起到的先行作用。
诗人对格律的使用是无意识的，是被音韵学、古诗演变所推进的，并不像现在有些人说的，格律是一帮人闲着没事干，规划出来禁锢思想的。
格律的产生是诗歌、音韵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盛唐、中唐诗笑傲古今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确定一点，这两首《出塞》肯定是可以演唱的，《出塞》应该和《凉州词》类似，都是边关胡人音乐传进来之后的乐府旧题。
所以，可以毫无疑问的回答就是，《出塞》是乐府诗。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格律考察。如果符合平仄格律，那么就是七绝，如果不符合，那么就是七言古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