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梁鸿志，自幼熟读诗歌，颇有些造诣。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攻占南京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在民国政坛上并不如意的梁鸿志，在被日本人选中成立伪“维新政府”后欣喜若狂，就此沦为汉奸。出任伪“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后又与王克敏的华北伪“临时政府”合流，出任伪“联合委员会”委员，筹备伪中央政府。汪精卫投敌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梁鸿志又担任监察院长，并在汪精卫死后担任伪立法院长。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在苏州遭到了逮捕。1946年6月25日，梁鸿志经过公开审判，在上海被判处死刑。在判决下来后的第三天，梁鸿志便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他想用他那套洋洋晒晒的汉奸理论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在梁鸿志上诉的申请书中称自己曾为缔造民国立有大功。因为在张勋复辟时，他曾任段祺瑞的幕僚，立主对张勋进行讨伐，从而致使张勋复辟失败。同时还自比法国贝当元帅，称虽然贝当元帅与德国人进行合作，但也造福法国人民甚多，所以戴高乐将军免除贝当一死。而自己的情形完全与贝当一样，自然应该免除一死。
尽管梁鸿志为了能够死里逃生极力狡辩，但1946年10月18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梁鸿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判处梁鸿志死刑。
对于梁鸿志的死刑执行命令是在1946年11月9日，上午10时30分，以密令的形式下达的。不但外界对行刑日期一无所知，就是当时关注此事的新闻记者也鲜有人知道。事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徐崇文面对记者这样解释：“这次我们是奉了司法行政部的密令。所以不便向外界宣布。德国战犯戈林服毒自杀就是一个例子。”
11时40分，即将被处决的梁鸿志还对自己死期一无所知。当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忠字第二号牢房内，梁鸿志穿了一件黑白点的呢长袍，深黑色扎腿裤，脚穿一双步底鞋，正在打坐。
当法警进入牢房通知他即将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梁鸿志整个人都呆住了。随后将一本厚厚的线装书放在了自己的枕头下面。在法警押着走出牢房的时候，梁鸿志回头最后看了一眼关押自己的牢房，硬着头皮走进了刑场。
11时45分，奉命执行的检察官戴荣铎和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徐崇文，预先前往刑场组织准备。
当梁鸿志被押进刑场，走到检察官戴荣铎面前，伸出他颤抖的右手，想与检察官进行行刑前的最后握手。但遭到了检察官戴荣铎的拒绝，这让即将被处决的梁鸿志感到极为悲哀。
死到临头梁鸿志还不承认自己的人民的公敌，民族的罪人。在检察官验明正身后，梁鸿志对检察官说：“现在你是奉命执行的，我是学过法律的。按理我在未接到执行书前，应该有说话的余地。为什么在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后，就没有被告说话的余地，我不懂这究竟是什么法律？”
在说完这些后，梁鸿志的脸色渐渐苍白，检察官戴荣铎严正地对梁鸿志说：“你既然是学过法律的，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代表国家的。”
12时整的时候，检察官问梁鸿志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时候梁鸿志突然提出希望回到牢房里清理下自己留下的东西，但遭到了检察官的拒绝。随后梁鸿志在法警的监督下开始书写遗书。在砚台上拿笔抹来抹去，思绪半天后写下了两封信。
在信中梁鸿志厚颜无耻的表示：“我不怨天，不尤人，只怪自己对人民的疾苦太热心了”。在写完之后，梁鸿志仔细的校对了一遍，然后交给了典狱长徐崇文。
梁鸿志这时候说道：“对不起各位，累你们久等了，我也写不下去了，这儿的两封信，一封是上书蒋主席的，另一封请交给收尸的家属。”
随后梁鸿志又提出希望见见对他行刑的法警。这时候负责行刑的法警走到了他的面前，梁鸿志仔细地看了看他的胸牌，法警的名字叫王俊骅。梁鸿志伸出手与法警进行了最后的握手。
梁鸿志对法警说：“请你打的时候痛快一点，不要让我太难过。现在我想作一首诗。”法警要求梁鸿志坐到行刑的椅子上再作诗。
梁鸿志转身走到椅子前面，只听他口里念到：“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
就在梁鸿志刚把诗说了一半的时候，法警砰的一枪，梁鸿志把他没有念出来的另外半首诗一起带去了另一个世界。
子弹是从梁鸿志的后脑射入，鲜血从梁鸿志的口内奔涌而出。倒在地上的梁鸿志，两眼圆睁，似乎还在对自己被枪毙心中不服的样子。
下午14时45分，由普善山庄扛来一口薄木棺材将梁鸿志的尸体送往了验尸所。
梁鸿志生前尽管妻妾多达7人，但死后彼此竟相互推诿，不加过问。以至于梁鸿志的尸体被放置于上海常德路殡仪馆内达两日之久无人认领。
最终殡仪馆方面不得不以尸体搁置太久，已经开始腐烂，如果家属再不前来收殓，卫生和警察当局将按规定进行处理。在多次催促下，11月12日，梁鸿志的家属才购来简陋的棺材一口，将他草草的收殓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