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由于和西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战车并没有丧失其主导地位。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共有三个坑。其中1一号坑是步兵俑，正面二百一十人，二平均排成三列横队，主体是三十八路纵队，队间有六一呢战车，可知是指挥官的乘具。2号坑有战车八十九辆，四百多匹马和近一千人，可以推想是一百乘战车组成的方阵(因有朽坏不足一百乘)。3号坑有一乘战车和六十八名武士，显然是最高统帅的位置。从这三个坑中兵力的配置可以看出，当时的指挥官乘车不乘马，而且战车已被当作独立部队使用。可以想见，那时的战车比骑兵仍具有更高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秦末农民大起义时还没有改变。起义军陈涉和刘邦的军队仁力仍是战车。陈涉入陈，兵力骤增，有“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代按《六韬》所列车骑比例为一比十。陈涉拥有的战车数大大超过骑兵，而他派出攻秦的兵力竟只有战车和步兵。刘邦从丰、沛起兵到占领咸阳，在诸多战役中均以“兵车趣攻”而奏捷，也说明战车是刘邦军队的主要突击力量。
楚汉战争是战车和骑兵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公元前204年，刘邦在命令韩信、张耳进军魏国之前，曾询问哪食其魏军将领的名姓，问的第一是丰帅，第二是骑将，第三是步将，车将竟未提及，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显然不是。这表明骑兵已经代替战车坐了陆军中的第一把交椅。事实上，在韩信破赵之战中，偷袭赵营的先遣部队就是二千名骑兵。而在该下之战中，把项羽逼得走投无路、乌江自姻的也是骑将灌婴指挥的骑兵部队。骑兵之所以成为主要的突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项羽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按班固对古代军事家的分类，项羽是所谓“形势家”的代表。其指挥特点是集中兵力、猛打猛冲、强攻硬取。骑兵较之战车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因而更适合“形势家”的战术运用。因此，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多次使用骑兵打败了刘邦。这种情况迫使刘邦组建了独立的骑兵部队，作为解决战斗的重要手段。
汉武帝打击匈奴开启骑兵时代，战车实际用处已经逐步淘汰，追求速度闪电战，骑兵登上历史舞台。
战车被最后赶出战争舞台是在汉武帝时代武帝发动的几场对匈奴的战争，都是靠骑兵取胜的。其中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战争，曾出动十万骑兵，“私负从马”十四万匹。一次出动这么多骑兵还是亘古未有的。从此以后，骑兵就完全统治了战场，战车就不再是作战武器，而降为运输工具了 。为了千里奔袭主动出击打击匈奴，汉武帝站在宏观角度上认为战车已经不再具备任何优势，至此战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雄驰中国疆场达一千王百年之久的战车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知道，战车的历史是与奴隶制社会的历史人体平行的。在奴隶制时代，只有奴隶仁阶级才有资格当兵。这些特权阶级象在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方面一样，在战争中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乘坐战车就是显示薄严的一种形式。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的汉民族素以农立国，畜牧业不发达，骑兵出现较晚，战车就成为中国古代唯一的机动手段。这是战车在中国奴隶社会得到高度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大量农民涌进了部队。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这些“庶民”当然不能同昔日的奴隶主贵族相提并论，因而也就不能享受乘车作战的特权。同时，由于出现了骑兵，部队获得了更加机动的新生力量，对战车的需要也就大大降低了。
战车本身的局限性也是它被历史淘汰的重要原因。战车较之步兵有较高的机动性和较强的突击力，但这种优势只有在空旷平坦的地域才能发挥出来。由于车体笨重，驾驶困难，遇到山林泽蔽、坎坷不平地域，其机动性大为减杀，有时甚至还不如步兵。如公元前709年晋翼汾限之战，翼侯所乘战车骏马为物所挂，行动不得，被晋俘获。公元前541年，晋与无终和群狄的太原之战，晋军战车遇险受阻，不能前进，被迫“毁车以为行”，放弃战车，改用步战。随着战争地域的扩大，激烈程度的提高，战车越来越不适应战争的需要，必然为新的快速机动部队—骑兵所代替。)
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是战车衰落的一个直接原因。骑兵是我国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产物。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是以骑射立国的。和战车相比，骑兵受地形限制较少，具有更强的机动性，而且更便于维持。随着汉民族的作战对象日益转向边摄的少数民族，原来的战车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汉民族被迫效法敌人，放弃战车，发展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