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题记：战车曾是古代战争的王牌产品。在沙场纵横的远古时代，战车便以其独特承载能力得到了当时的青睐。从公元前两千年巴比伦人开始使用战车起，到公元十三世纪印度人最后使用战车止，战车曾驰骋沙场三千多年。中国虽不是最早使用战车的国家，但使用战车时间最久，数量最多。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战车王国”。
作为运输工具的车辆，大约在夏朝初年就出现了，而把车辆用于战争却是夏朝末年的事。商汤灭夏之战中，曾动用战车七十乘，这虽不能肯定是车辆用于战争的开始，但从使用数量较少可以推断战车的使用历时未久，而且可以设想当时的战车并不直接用于作战，主要是供各级指挥员乘坐，相当于一个“活动指挥所”。 这体现了战争初期，战车就以昂扬的姿态进入历史。
战车从商代开始由运输逐渐形成装备，具备了初级作战水平，由此开启了此后战车全面进入历史。
战车直接用于作战是在商代。不过在商代，战车还不是主要的突击力量，只是步兵的配角。商末的牧野之战，封王的失败是由于“前徒倒戈”，显然商军的主力是步兵。武王虽出动了戎车三百辆，虎责三千人，但比起全军四万五千人，还只是个零头，说明战车也不是周军的主力。 战车成为陆军的主要兵种和主要的突击力量，大约是在西周时代。西周时统计兵力，往往把战车列在步兵之前，在计算战争俘获时，甚至只计车马，不计步兵。如西周时代的青铜器禹鼎记载当时的一位将军统率的兵力为“戎车百乘”。这说明战车的地位已跃居步兵之上。
由于战车已成为陆军的主要兵种和主要的突击力量，车战也就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西周夷王时代的铜器记载一位称作伯氏的一个作战命令，里面没有-句话说到步兵，说的全是战车的动作。《诗经》}一些描绘西周时代战争的诗篇，说的几乎都是车战。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当时进行车战的地区，不仅遍及黄河流域的平原旷野，而且扩及江淮流域的河网泽蔽。车战的规模小者数百乘，大者上千乘。最大的一次是宣王南征，曾出动战车三千乘。这在当时世界也是罕见的。在奴隶制时代，世界其他国家使用战车最多的是赫梯人，他们在公元前1372年与埃及的战争中曾动用战车二千五百辆，由此可见，中国在西周时代对战车的使用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春秋战国时代，是战车发展的顷峰。当时战车不仅是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而且成为军队的标志。军队的编制以战车为基础，实施进攻的战斗队形也以战车为核心，中间一乘战车，前左右方各配属二卜四名步兵，加上车上三名甲士，共七十五人，称为一乘。因此，在春秋时代，形容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兵力的多寡，不是以兵员数量而是以战车的单位—乘来表示的。如长期称霸的晋国，平时兵力约千乘，战时可动员四千九百乘，在平丘会盟中一次出动兵车四千乘，可谓空前。与晋国争雄的楚国虽不能确知其兵的总数，但仅其边三县即可动员三千乘，想其实力也不会少于晋国。其他几个大国战车数量也很多。鲁国有千乘，齐、秦两国各有八千乘。即使是二、三等国，也有战车数百乘。华夏诸国拥有这么多战车，特别是以战车作为计算兵力的基本单位，在世界军事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古代中国比其他国家更重视战车的使用。
长勺之战是战车作用最集中，战车装备最完善的时代，由此引发春秋战国的剧烈动荡。
春秋时代的战争，除个别的例外，几乎都是车战。先秦的重要史书《左传》记载了许多车战的战例。在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鲁军战车追击齐军的情景。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淮之战时，晋军驾马身披恺甲的七百乘战车.排成左中右三路，左路驾马蒙着虎皮，一举将楚军打垮。公元前597年的娜之战，楚庄王亲率近卫军战车三十乘，步卒三千人，分左右两路夹击晋军先头部队，并乘晋军三军统帅意见不一，斗心不固之机，倾巢出动，“车驰卒奔”，勇猛进击，一举将晋中军和卜军。挤贵，然后又调动预备队“游洲”四十一乘，击退晋上军。在其他一些战役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车战的生动描写。
随着车战的发展，春秋时代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车战战术，进攻、防御、追击各种战术无所不备。进攻时，一般排成左中右三路，有时也排成左右两路;每路又排成车步相间的方阵。战车排成横队，步兵或居于战车之前，或居战车的两翼和后方。防御或行军时，全军分成六个梯队，即前锋、正面、中军、左翼、右其和后卫。如公元前550年齐国伐卫时，齐军的行军队形包括先驱、申驱、贰广、启、五部分。或分成五个梯队，即前锋、正面、左冀、右翼和后卫。如公元前541年晋国与无终和群狄的太原之战，晋将魏舒“为五陈以相离”，即前拒、前、后、左角、右角。追击时，为了提高运动速度，一般只用战车。
战国时代，骑兵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和战车相比，地位还稍逊一筹，主要作战任务还是由战车担负。出自战国末年的军事著作《六韬》说:“车者，军之羽其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敌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战车的任务是突破敌人的坚固阵形，进行邀击和堵截敌人的退路，而骑兵的任务则是追击敌人，断敌粮道，袭击遭遇的敌小股兵力。显而易见，战车的作用更加重要。因此，当时人们在评价一个国家军力的强弱时，仍然以战车的多少为标准。孟子曾说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有时虽然把战车与骑兵并提，但却把战车列于骑兵之前。《战国策》称，秦、楚、赵三国各有“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燕国则有“车七百乘尸廊丈千匹”。而在记述作战兵力时，甚至不列骑兵，只列战车和步兵。如秦伐魏，出“卒万人，车百乘”，伐吴，出“革车千乘，卒万人”。赵、燕救魏，前者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后者起兵八万、车二百乘。直到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在编组部队时，还是以一千三百乘战车为主，而以一万三千骑兵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