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曾评价《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意思是，裴松之批评陈寿有时候下笔太过简略，书写常有不全。
对于这点，咱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和一个问题——如果裴松之注所用的参考史料，陈寿也同样了解，那为什么陈寿在《三国志》中要作出这样的取舍？
接下来，咱们分析一下《三国志?三少帝纪》中陈寿对曹髦的描述，或许可以发现些许端倪。
曹髦在公元254年即位，“高贵乡公”是他即位之前所用的称号。曹髦即位后，《三国志》就以“帝”来称呼他，直到他去世。
曹髦剧照
基本上，陈寿对曹髦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髦登基时是走路去见太后的(孝顺)，而且他还减少了后宫的用度(节俭)，更有勤政爱民、尊敬老人、到太学跟儒生讨论的事迹。
可是，突然间，曹髦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对此，《三国志》中只有一句话：
在这里，陈寿将曹髦的称号，直接改回“高贵乡公”，而且用“卒”这个字眼来表示“曹髦之死”。
更蹊跷的是，陈寿并没有说明曹髦死的地点(不地)，也没有任何与丧葬有关的叙述(不葬)。而下文，紧接郭太后之令：
明眼人看到这里，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好端端的明君曹髦，为啥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谋杀太后与司马昭的贼子？这也太突兀了吧！
司马昭剧照
之后，司马昭出现，向大家解释了“曹髦之死”的原委，且看他的说词：
司马昭双手一摊，脖子一梗，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事儿是曹髦先动的手啊，凶手是不听军法的成济啊，这根本就是意外嘛！
对司马家来说，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直书”方式，因为依照表面的叙述，曹髦的死是意外，跟司马昭没有关系，而且太后令也可证明曹髦是贼子。
对曹家来说，曹髦“明君”的形象，也给了他们一丝丝安慰。
不过，后人大概不会接受《三国志》对“曹髦之死”的折中处理方式，理由当然是——事实上曹髦是被弑的，而且根本不是因为“谋杀太后与司马昭”才被诛的。
司马昭剧照
依照《华阳国志》的说法，陈寿曾仔细研究了《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代表他应该相当了解“春秋笔法”。
陈寿用“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这样“不地不葬”的笔法，应当是意有所指。
陈寿虽然在下文的太后令中有交代事情始末和丧葬事宜，但是那是照录公文，并非陈寿本人就如此认定。在《公羊传》中有个类似的描述：
依照这个说明，“不地不葬”表示鲁隐公是被弑的，所以陈寿用“不地不葬”这个笔法来写“曹髦之死”，应当也是心有不忍。
话剧中的陈寿形象
而陈寿用了“卒”这个字眼，也是别有用意的，因为就算曹髦的地位不再是皇帝，但是最后仍以王礼葬之，那应该用“薨”，而不是“卒”。在《公羊传》中，也有个类似的事件：
鲁文公先死了，到了当年十月，太子赤就被弑了。《春秋》只写“子卒”，为什么不写清楚呢？《公羊传》的解释是因为不忍心。那凶手是谁呢？
依照笔法来看，上文的“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和下文的“夫人姜氏归于齐”，都有嫌疑。
下文比较好理解，文公死了、儿子也死了，文公夫人姜氏回故国是很正常的，但是，上文说“公子遂去齐国”跟“太子赤被杀”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笔法很明显。
如果咱们再对照《左传》，即可以得到证明——凶手就是公子遂！
《三国志》
因此，再对照回《三国志》中“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的上文，是：
这一段，看起来是和“曹髦之死”没有任何联系的文字，但用“春秋笔法”来观照——当年四月司马昭才加九锡，下个月皇帝就卒了！如果陈寿真的意有所指，那司马昭就是陈寿所暗示的真凶。
再对照“曹魏其他君王之死”在《三国志》中的描述，很明显，只有“曹髦之死”的笔法特殊，因为其他人都有陈寿亲自撰写的死亡地点与安葬事宜。
咱们无法确定当年的司马家和曹家，是否有人读懂陈寿的良苦用心，但是至少陈寿用“春秋笔法”让《三国志》留存下来。
司马懿剧照
在《三国志?三少帝纪》中，陈寿给曹髦的评语是：
在如此重要的“评曰”中，“曹髦是贼子”的评价不复见，而陈寿只说他沉不住气，以致政敌先发制人；再对比《三国志?高贵乡公纪》中，陈寿又特别记载曹髦于太学与诸儒辩论经义的大段文字，可发现曹髦是个满腹经纶且懂得触类旁通的君主，并非不学无术。
由此可知，陈寿袒护司马氏，实在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他能用“春秋笔法”向后人透露一些真实的历史，既高明又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