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一生不徇私,却被宋仁宗怀疑攀附宰相文彦博、参与结党?

2020-08-04 20:02:41 作者: 包拯一生不徇

北宋名臣包拯因其铁面无私,不畏强权而得后人赞誉。在文学作品中,包拯为民请命,屡破奇案,是中国古代清官的代表,被后人称为“包青天”。不过在历史上,包拯却不是什么破案奇才,也不会参与断案。

包拯弹劾

包拯曾多年在谏院担任御史等职,其职责以纠正施政的过失、皇帝及官员的错误为主,弹劾大臣也是谏院的主要工作之一。宋朝是个以文治国的朝代,文人的言论非常自由,只要官员有不当行为,谏院御史均可弹劾。包拯在谏院期间,曾多次弹劾宰相、皇亲国戚等,也曾上谏纠正宋仁宗的过失,可谓铁面无私。

在古代,皇帝忌讳官员私下结党,因为结党必营私,必会引起党争,影响朝政,对皇权构成威胁。然而,结党却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在宋仁宗时代,朝廷政治相对清明,结党也无法避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进行庆历新政时更是光明正大地结党,最终也因结党导致变法失败。

包拯谏宋仁宗

然而官员一旦结党,势必无法保持公正公平的立场,即便是再怎么清廉的官员,结党后也无法保持廉洁。包拯一生清廉,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不会参与结党的,他甚至连几个知心朋友都不会有。在包拯的官场生涯中,包拯虽曾多次受到过几次举荐,但确实从未因朋党受到贬谪。

包拯认为,朋党是国之大患,他曾上书宋仁宗说:“故进一贤士,必曰朋党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党相嫉。遂使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戒,此最为国之大患也。”这封奏书是于皇祐二年(1050年)底上的,当时宋仁宗因宠幸张贵妃,想给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升宫,包拯和另外一名谏院官员唐介劝谏阻止。唐介同时还弹劾了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并导致文彦博被贬出京,被贬的还有御史吴奎。吴奎与包拯同属谏院,包拯曾向宋仁宗提出挽留,认为唐介的弹劾是乱弹劾,这一提议反让宋仁宗认为有包拯和吴奎故意结好文彦博之嫌。恰巧文彦博、吴奎和包拯三人都是天圣五年(1027年)中的进士,是同年之谊。所以后人有人认为包拯、文彦博、吴奎已经就是在结党。

宋仁宗《续资治通鉴长编》:辛丑,以枢密副使、给事中梁适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王尧臣为枢密副使。起居舍人、知谏院吴奎,出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弹大臣,并以中奎,诬惑天听。”帝曰:“介昨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

其实这是个谬论,其原因有三点:1.唐介没有弹劾包拯。唐介劝谏宋仁宗时,宋仁宗推脱说张尧佐的任命是中书省下的,唐介才转为弹劾文彦博,说文彦博、吴奎、张尧佐结党,如果包拯也牵扯其间的话,以唐介的性格,断不会不弹劾包拯。2.文彦博和吴奎被贬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是结党。唐介当时攻击文彦博以蜀锦结交贵妃,并怒火攻心牵扯到结党上来,吴奎因此被牵连。文彦博二次拜相时,有人举荐唐介,文彦博曾说唐介当初弹劾他的事情都是听来的。事实上文彦博以蜀锦结交贵妃可能是有的,结党才是唐介是听说的。3.包拯的奏书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朋党。当时包拯向宋仁宗上《言七事》的奏折,一共向宋仁宗提了7个建议,包括听取采纳,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等,辩明朋党只是其中之一。恐怕包拯是觉得只是和吴奎同年且关系较好,就被认为是结党,这未免太武断了。这说明包拯是对朝廷中一些官员随便指责别人朋党的风气极为不满。

唐介弹劾文彦博《宋史》: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事实上,包拯和文彦博之间的关系历来被后人诟病为结党,史料也多次记载两人的关系:1.两人是同年;2.据说文彦博曾举荐过包拯;3.两人是儿女亲家;4.文彦博晚年曾举荐过包拯的儿子包绶。

包拯和文彦博两人在中进士后,其官场仕途是不一样的,文彦博的仕途稳步上升,包拯则为了孝道,请求回老家为官,甚至曾一度辞官。庆历七年(1047年)四月,文彦博回朝拜相,包拯于皇祐二年(1050年)回朝任知谏院,这是包拯和文彦博首次在官场上有交集,两人同在京城为官。所以我认为,在皇祐二年(1050年)之前,包拯和文彦博的关系一般,之后两人同在京城,又是同年,交往便多了起来,关系也相对密切。

包拯

说到举荐包拯为官的人,似乎也没有文彦博。包拯曾有三次明显的升官,一次为庆历三年(1043年)经王拱辰举荐入京任监察御史,那是包拯第一次入京为官。一次是在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举荐他人失当被贬到池州,同年底,宋仁宗突然发病,包拯宋仁宗进献中草药石菖蒲一盒,宋仁宗感念恩情,让欧阳修写了封嘉奖信给包拯。第二年因为水灾泛滥,欧阳修向宋仁宗上奏《再论水灾状》,并向宋仁宗举荐了包拯,当时的宰相正是文彦博。包拯得以升任江宁知府,同年回京任开封知府。虽然欧阳修举荐了包拯,但他与包拯的关系并不好,后来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当上三司使时,欧阳修曾写《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骂包拯“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这话说得非常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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