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变法之后，王安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连昔日和他为好友的司马光、苏轼等人也成为反对王安石的急先锋。
年轻时的韩琦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青苗法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变法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也是被反对者攻击最激烈的措施。青苗法实施于熙宁二年（1069年），止于元丰八年（1085）年，前后共16年时间。在这16年时间里，无数同时代的名臣都曾对对青苗法进行反对或提出相关的意见，包括韩琦、富弼、苏轼、欧阳修等。
青苗法其实是官府向民间发放借贷的一种方式。朝廷在各地设置仓库，并折换成钱，向百姓发放贷款，在一定的期限内，要求百姓以相对较低的信息还款。这么一个“小小”的措施，其实影响到大宋的方方面面，如果实施好的话，将会给大宋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安石在制订青苗法时，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年轻时的韩琦
1.救济百姓，减轻百姓负担；百姓遇到天灾人祸，无力生产时，可向官府借贷，每年可借两期，每期二分利（20%），每年下来为四分利。这利息在现代人看来还是比较高的，但相对于古代民间借贷高达百分之分的利息，这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2.抑制土地兼并；百姓虽然都会有田有地，但古代的生产力低下，百姓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比较差。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百姓很容易就会将自己的土地或祖产抵押或卖给地主和官绅阶级。当地主和官绅阶级掌握太多土地的话，就会对朝廷产生极大的威胁。大量百姓失去土地，一则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二则降低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青苗法使得百姓对地主和官绅阶级的依赖转向对官府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使得朝廷在土地配置上有更大的自由权。
青苗法
3.增加财政收入。朝廷主要是以各地粮仓的存粮为本发放青苗钱的。宋朝各地粮仓均在丰收之时储备粮食，以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但粮食长期存放会造成很大的耗损。王安石巧妙地利用这些闲置的资本，让其发挥作用，减小了朝廷的损耗，同时又能通过收取利息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
北宋学者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以谓百姓当五谷青黄未接之时，势多窘迫。贷钱于兼并之家有倍蓰（数倍）之息。官于是结甲请钱，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济贫民而抑兼并之道。这是对青苗法的肯定。青苗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国家向百姓贷款的金融政策，发挥了现代银行的一些职能，对后代意义重大。王安石作为宋朝人，他能想到实施这种政策，实在是不简单，他的思维理念已经超越时代的限制。
青苗法
都说王安石的变法侵犯了旧势力的利益，从青苗法就能清楚地看出这点。百姓在种地时本来只需要向朝廷纳税，但遇到灾荒之年，收成减少，难以养活自己。百姓会采取两个措施自救：1.将自己的地抵押或卖出地主和官绅阶级，成为他们的佃户，以获取金钱或物资；2.向地主和官绅阶级借高利贷。百姓的这两个措施使得自己得以生存，但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得到最大利益的正是地主和官绅阶级。青苗法实施之后，百姓遇到困难就不必再向地主和官绅阶级求助，而是转向朝廷求助，则可以付出更小的代价，朝廷则可以获得财政收入。简单地讲，朝廷通过青苗法从地主和官绅阶级的口中夺食，地主和官绅阶级又岂能甘心？
名臣韩琦是反对变法最积极的人之一，对于青苗法，韩琦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三：1.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利息又高，与“抑兼并，济困乏”的本意不符；2.强迫摊派造成扰民；3.连续受灾，百姓无力偿还，对朝廷的名誉有损。韩琦激烈反对是有原因的，韩琦是中原贵族出身，他的家族在相州赫赫有名，是北宋时代最旺的贵族之一。青苗法的推行，对韩琦的家族影响极大，甚至是沉重的打击。韩琦立场不正，批评王安石变法多半是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他批驳青苗法的理由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青苗法
青苗法实施以后，效果并不太好，也验证了韩琦的一些说法。其表现在：
1.实际增加了百姓的负担。青苗法规定一年分夏料和秋料两次放款，利息为二分利，夏料于正月放款，五月还款，秋料于五月放款，十月还款。如果两料都借，则息为四分。这个利息比当时的民间借贷利息要低很多，但对于百姓来讲，负担仍然很重。另外，百姓都是文盲，官府又存在腐败，为了拿到青苗钱，百姓可能会聘请相应的人来帮忙，甚至需要贿赂官吏，导致负担加大。按照规定，以乡里十人为一甲相互为保人，一旦百姓无力还款，朝廷会摊派给保人，以至于产生不公。
2.强行摊派青苗钱，导致人怨天怒。朝廷将青苗法的实施作为官吏的政绩考核，官吏为了政绩不得不把青苗钱强行摊派给百姓。实际上官吏更希望把青苗钱摊派给一个富户，而不是放给那些真正需要求助的百姓，原因是这些富户能保证在期限之内归还，而百姓归还不起的话会影响到政绩。但问题是，富户并不需要青苗钱，官府强行摊派给他们只是让他们白白向官府支付利息。这就是韩琦所说的不论贫富，按户等配借青苗钱的弊端。这种做法使得真正需要青苗钱的百姓往往拿不到青苗钱，不需要青苗钱的百姓却被强行摊派青苗钱。虽然朝廷三申五令，严禁官吏强行摊派，允许百姓自由借青苗钱，但一直未得到有效执行。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上书宋神宗时曾指出“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