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史上，武夫之成败兴亡，在其卵翼之下，亦有文治一派的体系。对于北洋文治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光宣之交的留学之风。当时水浅舟大的困局，非八股出身的旧官僚可以应对，所以重用留学生成为风气，而开其先者，乃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清朝的第一批留学中，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就是袁世凯幕府中的坐上宾。爱惜羽毛的张之洞，起初不待见袁世凯，网罗这些文人幕僚，自然不愿意居袁之后，然而张之洞虽然喜欢接纳这些文化人，但为“可人”所禁锢，保荐人才极其严格，于是“怀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艺高人胆大的杨度，就是“旋张捐馆”的代表人物。
但是，杨度这等狂妄之文人，在袁世凯的幕僚中属于后起之秀，真正的北洋文人扛把子，应该非徐世昌莫属。这位晚清翰林出身的“徐相国”，小站练兵时就跟着袁世凯，“学问丰资俊伟，性质温和，恂恂如儒者，最合达官风格”，袁幕中人，多称其“徐师爷”。这位日后有北洋“文人总统”之称的“水晶狐狸”，期冀着可以偃武修文，却不料在一群武夫面前，“徐相国”的威望，只有袁世凯坐镇时才能兑现，自然在北洋庙堂的文武之争中不得不仰人鼻息。袁世凯还有一位旧官僚却对“好官我自为之”嗤之以鼻，这个人就是机要幕僚张一麟。
因为反对袁世凯的逆流之举，张一麟被明升暗降，升任教育总长，以示疏远，张一麟屡次请辞却不获批准，而且经常语人云：“我本接近北洋，却不自居北洋派。”被吴虬评价为“盖确有风骨之人物也”。其实张一麟敢于顶撞袁世凯，不惧被安徽督军倪嗣冲拔枪相向，说白了还是有袁世凯这座靠山，清楚爱才惜才“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老头子，对文人有着近乎放纵的偏爱。袁世凯帐下的文人还有曾国藩嫡孙曾广均这样的名门之后，然而也是一言不合即悬节而去，丝毫不担心会被袁世凯打击报复，后上表文中有“霸府旧僚，起兵主簿”之语，袁世凯丝毫不计前嫌，览表后不仅“激赏”，而且“拟聘为内史官”。
在这位北洋军阀“老头子”的用人标准中，自然清楚“有能力之文人”为上选。“貌似谨厚，内多应变”的徐世昌，能够保持“文治”的初心，也是符合袁世凯的用人眼光，自忖抱上了袁世凯的大腿，有了这座靠山石，方才敢于和一群大大咧咧的武夫叫板。其实北洋时期的文武之争，源于袁世凯“厉行军民分治”，一大批文人被委以要职，以掣肘地方武夫做大，京兆尹王达，直隶王瑚，湖北吕调元，湖南沈金鉴，河南田文烈等人。但是“袁殆后，其所提拔之文治派，亦是顿失依傍，渐渐屏除”，各省“武”字号的将军，彻底成为有恃无恐的一省“诸侯”，没有了靠山的文人一脉，保持风骨只剩下孑然而行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