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讲稿》中描述：“到了有巢氏，我们的祖先才开始和动物区别开来......从此就开始了人类历史。”谁都知道人和动物有明显不同，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懂得用各种方式保留自己存在过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又可以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来源，就是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
然而因为文化差异，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与我们的认知大不相同。好比龙文化，我们自称龙的传人，龙在我们心中是正面的，但在很多西方人眼中，中国的龙代表邪恶霸道；再比如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历史，西方学者往往只承认商朝及之后，商朝前的文明是被其忽视的。
实际上商朝原本也得不到国际史学界承认，尽管《史记·殷本纪》对商朝国君世系等进行了详细记载，但在西方学者看来，没有文字类考古实据的话，这些都无法作为证明。从1899年开始，甲骨文不断被发现，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缀合、拼接成完整卜辞，再加上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商朝这才被西方学者视为中国的可信历史。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埃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文明往上追溯到商朝时期，算3600年，已经非常久了，但我们显然不这么想：只从商朝开始算，难道伏羲创太极八卦、炎帝发明刀耕火种、尝百草教民垦荒、黄帝大战蚩尤统一华夏部落还有尧舜禅让、大禹治水这些都是传说？难道商朝人是忽然得了指点，一下子会使用文字穿衣服了？
所以，尽管我国发现了诸如贾湖刻符（距今约7762年，国内已知的、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文字雏形的契刻符号）等考古材料，但西方史学界依然坚持认为，商朝已经是中国可信历史上限，商朝之前的夏朝根本不存在，哪怕夏朝和商朝一样，信息在《史记》、《竹书纪年》、《尚书》、《周礼》、《左传》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这就导致长期以来，国内诸多学者费尽心力，想要找到可以证明夏朝存在的、一锤定音的实据；而关于夏朝是否仅仅止于传说，国内外史学家也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去找，目前也已经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有中国最早的宫城、具备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其年代经测定可判断是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按史书记载，夏朝处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再加上史书记载夏都城斟鄩位于伊洛平原地区，种种对应，使得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存在过的证明。
据此，众多中国学者还以历史记载和考古为据，整理了一份《夏商周年表》，但这份资料依然没有得到西方学者承认，美国考古学家索普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宫城规模太小，可能只是宗庙建筑；斯塔福大学前任教授倪德卫对《夏商周年表》嗤之以鼻，认为它形如一张废纸，应该被“撕碎”。
这样的话显然非常粗暴，究其原因，除了文明溯源这个问题在东西方标准不一外，还因为倪德卫等学者对中国文明怀有偏见。他们坚持认为，二里头遗址没有殷墟那样的文字实物，不足以为证，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标准本身就存在问题：文字的发展一定有其过程，不可能忽然成系统，上古结绳记事、没有文字，难道就能全盘否定其余发现了吗？
当然，国内也不乏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对夏朝历史进行探索的人，比如贵州民族大学一位叫王长城的副教授，就提出了中国没有发现夏朝文字实物，是因为夏朝都城中心应该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观点。按他的说法，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维河流域的哈拉帕（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心）发现的古文明遗址是夏朝文化，与商朝距离很远。
但要说大禹治水不治黄河，治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样的观点实在不能让人接受，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就算大禹治水是传说，也离不开中原地区。夏朝存在过吗？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实证解答，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学者不相信的中国史籍资料，终将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