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的诗文作品在生前未有机缘公开结集梓行，直至离世后的1983年，由香港广宇出版社，将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连载过的309首旧体诗及诗注，并加入未入集的50首，以专栏名“闲居集”为题，正式出版。
经查考，黄裳是参与此事的经手人之一，其晚年的回忆文章《磁力漫忆》中写道：我为诗人唐云旌编了他“文革”后发表的诗集《唱江南》，夏公曾表示愿意为之写序。今按，“唱江南”是“文革”前的姊妹专栏，此处的记忆发生了愆误。
港版《闲居集》未入集的50首诗，体裁多样，其中一部分不见于公开的报章，颇启人疑窦。吴承惠曾说，大郎写东西“从来是随写随弃”，也从来不见他有过从报上剪存的举动。那么这些诗作究竟如何存留于世的呢？不得不从头讲起。
1928年前后，大郎曾留一诗稿，收诗百首，有人持卷翻读品评，却说内中只有一首好诗，为五绝，句云：“整装欲返家，举手向颐按。癯影不自怜，恐被慈帷看。”此诗实为归家诗，作者当时任事于中国银行，每月必返归省母，又平时浪游无度，深怕母亲担忧，难免忧心忡忡。评者指出：情至乃成好句。而其余多为香奁体，故不入其法眼。两年后，大郎将诗册焚于炉火，自忖如此眼高手低，不如不存。至于那评诗者，乃是大郎的母舅。
到了1940年初，大郎因见相熟的舞人刘美英字迹娟秀，打算将前一年所作香奁体诗，选存十余首，倩其缮写。渐渐地选目略有增加，最终题曰：《定依阁诗选存三十五首》。至这年的3月21日，诗选誊写已毕，并亲自送达，大郎甚为其诚意所感。古人有红袖添香之雅，大郎此举则标新立异，不落寻常窠臼。有意思的是，此舞人即是三年后大郎续娶的刘惠明。
以上两事皆可证明，至少在早年间，大郎是有保留诗稿习惯的，而随着时移世易，这一习惯有所改变。
1947年10月，大郎打算“把三十岁至四十岁所做的诗，整理一次，到今年年底印一本《定依阁近体诗选》，我是向来没有存稿的，幸亏有几个朋友把我十年来的作品，都给剪存下来，方始可以打这里面来选取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大概有一百多首”。这十年来的诗，多数为“投兰赠芍”之作，就诗论诗，不怎么宝贵，但也绝非糟粕。其中蕴含着新的格调、新的生命，可在老年时，温习一下当初“那一副豪情胜概，想来也足够聊以自娱”。不久，有人反对这一名称，索性就改为“唐诗三百首”，碰着某张姓女作家，她也以为这题目“来得浑成”，又建议选诗工作，应委之他人。遂预备请冯亦代翻一遍。原想放弃一部分打油诗，却为朋友们力劝留下，譬如张小姐说他为四十岁生日所作的八首打油诗，“有几首真是赚人眼泪之作”。此书封面，龚之方愿意着手设计，又想请桑弧写一篇序文，合众人之力，“完成这一纪念生平的物事”。（《高唐散记·纪念生平》）此书的跋文呢，则见诸张作家所赠《传奇增订本》封面的背页，其中写道：
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品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是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
可叹万事俱备，此议终未成功。
其实诗作已然编定。1951年，大郎将“十年来所录存的一本诗稿把桑皮纸密密加封，放在抽斗内。在这个本子里，大概有一百首左右的诗吧，自然都是我当初所欢喜的”。然而到了第二年重加翻检，竟只发现一首尚有保留价值。是一首七律，写在敌伪时期，老婆赴北平跑单帮，大郎在上海苦苦思念。诗云：“灯光幻作朔云看，料有霜风起袖端。经夕夫妻成阻隔，十年士子陷荒寒。渐从殊地亲风俗，曾以何颜悦税官？细算行程明日到，归来所盼更平安。”大郎总结说，这首诗虽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多少“反映了那时的民生疾苦和反动势力的恶虐”。可见当时的心境变化之大。（祝淳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