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杭州府钱塘县人。大明朝的民族英雄，几乎是史书彪炳的贤臣典范， 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严苛己身。但因个性刚直，致使其含冤遇害。
于谦在中国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两件事：
一、是他在土木堡战败后主持大局。后世认为北京保卫战是于谦以一己之力指挥的，在十分不利的局面下，最终抵御瓦剌大军的进攻，保证了首都不失，能力出众、力挽危局，对大明朝居功至伟。
二、是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并不忌惮英宗皇帝的被俘，扶持代宗作为新君，继续抵抗外族的入侵。这在当时需要有多大的担当才能说出此话，搞不好就是身败名裂的结果，可惜最终还是应验了。
于谦所处的文官集团让英宗皇帝觉得可恶的是，这些人在土木堡战前一味的拆台主和，而不是在已经定下开战的决策后，提出任何有益于战争胜利的方案。在自己被俘后，不想办法和谈营救自己。最后还把自己的弟弟搬出来替代自己。于谦便是这些大恶人中的罪魁祸首！
于谦对大明朝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对于明英宗而言，于谦的行动对他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于谦本身的性格深深得罪了明朝内部的另外两股势力。这三方因素汇集在一起，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必死无疑。
主持夺门之变的两个主谋，一个就是代表太监利益的曹吉祥，另一个就是武将派系的石亨。他们都需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去争取伸展的空间。明英宗的参与，给了他们最好的机会。
文官集团就这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三者的组合摧毁了。于谦本人则是当做文官集团的首脑被铲除了。
毫无疑问于谦是大明忠臣，但他拥立代宗为皇帝真的出于大公无私一心为国吗？我们参考历史，细致解析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三杨”（正统年初的三位贤相）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准备进京见皇帝奏事，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当地特产去吗？”于谦潇洒一笑，甩袖说道：“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事被王振知悉后，十分震怒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诏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
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前，授官兵部左侍郎，但在之前深深地得罪过大太监王振（被英宗称为先生，英宗复辟后下诏为王振正名，并建立旌忠祠，以祭祀其亡灵。），所以虽然是副国防部长，但其献言并不被英宗重视，本人也不被英宗待见，开战时勋贵亲信都带在身边以供参赞，却单单把于谦留下，是不想给他任何立功的机会。（开战前，王振怂恿英宗亲征，就是想此次胜利后显示赫赫武功，千古留名的，可惜事与愿违，大败被俘，英名扫地）由此看出于谦与英宗关系很是疏远，于谦想在英宗麾下施展自身抱负的机会几乎没有，根本得不到重用。
于谦自身是个非常有才华，很有治国抱负的能臣，平白无故差点被王振整死，而英宗皇帝却 对其宠信得无以复加，朝堂上乌烟瘴气，鬼魅横行。于谦个性刚直，忧国忧民，怎能不怨且深恨之，但在英宗的庇护下，他又无丝毫办法改变朝局，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土木堡之变后，给于谦提供了变革的机遇，他力挽狂澜，很有担当地拥立代宗皇帝，而毫不犹豫的放弃英宗法统也是不无私心的。这也可以从新皇当政时，于谦不遗余力铲除奸党的态度看出来。（明朝最出名的，朝堂上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小宇宙爆发当场群殴致死王振党羽两人，而且事后没被丝毫处分，这绝对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
因为只有新皇上台才能施展文臣集团的抱负，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从这点看他的私心也是伟大的，正应了那句话“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到死都可以无愧于大明朝，才能做出千古流传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