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发生在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前，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最为壮举的远洋活动。这个活动持续二十余年，郑和亲自率领船队七次出示西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彰显出了明朝当时傲视全球的航海能力。可是让人比较遗憾的是，明朝并未将这个活动持续下去，而是在郑和去世后停止了远洋航行活动，还颁布禁海令，让明朝错失了征服大海的良机。很多历史爱好者感到遗憾，他们认为如果明朝不禁海，继续沿着郑和的道路走下去。百余年以后，也许就没有西方列强的大航海时代，全球的海权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
于是问题产生了，明朝为什么会产生禁海的做法呢？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明明让郑和进行了第七次下西洋的活动，为何在郑和去世后重新禁海呢？要问答这个问题，要从明朝两次禁海的社会背景说起。明朝最早的禁海是从朱元璋时代开始的。此时禁海的原因与后来大不相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海防安全。
当时明朝刚刚成立，国力并不强大，北方边境还有着北元残余军队的强大威胁，而南方各处的残余农民武装还没有完全肃清。明朝南方向来有航海的传统，其航海水平在当时冠绝全球。元末明初的农民战争中，南边的各方势力都有自己的船队，在水战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除了在鄱阳湖中大战的朱元璋和陈友谅外，张士诚和方国珍等地方割据势力也有强大的船队。而且他们的地盘更靠近东海，在海上航行和作战的能力更强。当时张士诚一度用船队切断大运河和海上的运输通道，断送了元朝从江南到大都的补给线，扭转了全国的抗元大局。
张士诚和方国珍先后被朱元璋的部队所消灭，但他们的残余部下却在南方近海之处潜伏下来，并和游弋在东海上的倭寇勾结，多次袭扰沿海的各大州府，这让朱元璋感到头痛不已。虽然朱元璋迫使日本掌权的足利幕府称臣，并命令他们清剿袭扰明朝沿海的倭寇，但陷入内战的日本幕府却是阳奉阴违。
在这种背景下朱元璋宣布禁海，投入巨资加强海防、组织舰队、训练水军，然后出兵剿灭了盘踞在南方东海之滨的倭寇和农民军的残余武装。为了避免明朝内部残余武装与海上倭寇勾结，朱元璋用禁海的方式切断其联系，并让备倭军严加防范，才确保了海疆的安宁。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朱允炆为了对付南下的朱棣大军，调动备倭军北上，于是倭寇再次卷土重来。朱棣即位后，一方面加强对日本的足利幕府施压，另一方面加强海禁和清剿倭寇，明朝的海疆才重新恢复安宁。因此这种禁海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是完全从军事上考虑的结果。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开始后，禁海便逐渐松动起来，明朝与海上诸国的贸易和外交活动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禁海命令形同虚设，明朝实际上又回到了开海的状态。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停止了郑和下西洋，海禁一度重新恢复。但不久朱高炽去世，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又开始让郑和筹备第七次下西洋，这是明朝最后一次大型远洋航海活动。在这次远航中，郑和在归国路过印度古里时去世，船队在副使王景弘的带领下回到明朝。此后明朝便终止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远洋航海活动，重新回到禁海的状态。
主流的意见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花费了巨资建造船队，训练士兵，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朝廷从外来朝贡的西洋各国得到的财富很少，而赏赐的财富过多，又加重了明朝的经济困难。朱瞻基是出于朝廷财政上的考虑，才宣布停止航海活动，恢复禁海令。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史书，在分析明朝仁宣两代的社会环境后，可以认定这就是给后世的托词而已。实际上明朝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获利颇丰，这种丰厚的利益远超明朝国内贸易。在朱棣执政期间，他常常带领军队御驾亲征，让明朝国库不堪重负，而郑和下西洋的贸易却成了最好的补充。
据明朝史料记载，每次郑和下西洋都会从海外运回巨额的各种特产品。这些特产品现在南京的国库中存放，然后再分批次的运往北京。《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的时候郑和的副使王景弘将南京国库的物资运往北京，装了一百余船，光胡椒就有三百万斤之多。这还只是其中一批次的运输量，而当时的运输船遮天蔽日的笼罩了整个大运河，可见其贸易的繁盛程度。而胡椒正是大航海时代最为昂贵的贸易品之一，据说能与黄金白银等量交换。以此来计算，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利是多么丰厚，否则经不起朱棣御驾亲征的挥霍。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经济拮据和国库空虚之时，朱瞻基才想到了下西洋的招，让郑和和王景弘进行了第七次的远洋航海行动。可是这次下西洋后，朝廷就以船队耗费过大，国力难以支撑为由，禁绝了远洋贸易。那么史书记录和朝廷的圣旨，哪个反应的才是明朝的真实情况呢？
分析明朝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发明朝重新禁海的确是经济原因，但与圣旨上说的不同。实际上明朝在对海外贸易中获利颇丰，而这种丰厚的贸易是由世界经济的特殊结构造成的。当时明朝是全球最强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一，所出产的产品活动东西方各国的追捧，对外贸易非常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