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30名主要战犯的起诉书
记者: 当时研究这个问题的难点在哪里？您的研究有什么特点?
程兆奇：用学术手段解决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挑战，最大的难处在于中日在事发时是对立的两方，因此留下的记忆和记载自始便不甚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对相反材料视而不见，不加理会，批判的火力再强也难中要害。出于这一考虑，我在检讨日本虚构派的主张时，为免文献信疑的纠缠，只用中方以外的文献，关键论证更只用日本虚构派也承认、至少是不否认的日方文献。我的总结论是，即使仅据日方留下的文献，日本“虚构派”的总体否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记者：您能简单介绍两例具体研究么？
程兆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洞富雄等主张南京大屠杀为实有的日本“屠杀派”学者，已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未及之处仍不在少数。比如，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的军风纪究竟如何，直接关系到日军暴行的“可能”和程度。
东京审判时，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以及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诏守等被告方证人，都铁口断言日军军风纪严明，根本没有暴行；即使承认有极个别违反军法事件的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也“证明”日本军风纪总体很好。
日本“屠杀派”学者小野贤二等人经过长年发掘，出版了包括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斋藤次郎等十八位官兵的日记和天野三郎少尉的军事函件的《记载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但这些本来有证明力的材料，因悉数为士兵和最低阶军官（最高为少尉），而“虚构派”在稍前采访48位中高阶军官、进入南京的日本领事和记者，都异口同声否认日军在南京有大规模暴行（《纪闻·南京事件》），因而《士兵们》被虚构派矮化成不能判断全局的局部，甚至被认为不实。
我通过《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这一全日军仅存的法务部日志和华中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以及《小川关治郎日记》等文献，证明进入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第十军从金山卫登陆伊始就有频繁的暴行。
全国各地拘留战犯阶级人数统计表
记者：这些材料，日本“屠杀派”学者没有作为论述的证据么？
程兆奇：我正要谈到这点。《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的重要意义，还不仅是“唯一”，而是因为法务部是专司犯罪的部门，从日军内部反映军风纪和犯罪而言，这是最直接的证据。日本学者没有利用这些重要材料，想必是日志等材料仅记载了南京以外的情况。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个人日记，也未被利用，除了出版较晚的原因，当也是由于未载南京的情况。
我注意这些文献，主要是发现东京审判被告人、辩方证人的证词与事发时他们自己的日记所载出入之大，尤其是在否认暴行上异口同声、高度一致，已无法用误记等理由来解释，因此断定当时辩方证词是精心策划的伪证。但虽是伪证，日军高级将领的日记内容主要是作战，日军表面上也有军风纪的要求，加上各部队及法务部以外的部门的阵中日志都不记载军风纪情况，因此进入南京的日军所留下的各种文献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南京日军军风纪的情况。但日军文献虽不能直接反映进入南京部队的情况，同一支日军在南京以外的表现却并非不能推知他们在南京的表现。从这点上说，《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作为第一手文献，对认识第十军的军风纪情况，甚至对于认识同时进入南京的上海派遣军的军风纪情况，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由于一般认为暴行是在战斗激烈生死无常状态下人性扭曲的结果，而第十军1937年11月5日在金山卫登陆时，中国军队已撤守，第十军在整个进军过程中，除了南京攻坚，只有零星战斗，直至进入杭州也是无血入城，按理第十军最没有施行暴行的理由，但第十军却一直暴行不断。由于法务部在战时不受重视，所属宪兵太少，所以法务部得到的消息、处理的违法、留下的记录，只是犯罪的冰山一角。而且，以小川日记比对，法务部日志对许多罪行的记录都已做了轻微化处理。但即便如此，日志还是留下了从金山、嘉兴一路以来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不少记录，以至于小川关治郎这位资深军法官，在日记中对“皇军”的表现，每每“痛心疾首”“寒心不已”“不甚感慨”。可见所谓日军军风纪“严明”，完全经不起检验。
1945年第二方面司令部所制华南日军情报点图示
记者：所以您的研究重点从南京大屠杀转向了东京审判？
程兆奇：的确。因日本“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南京大屠杀为时隔8年后东京审判的“编造”。所以检讨东京审判的南京大屠杀案成了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也可说研究东京审判本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应有之义。我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搜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和论著，但着手研究是在2000年回沪后。回沪的次年开始写“日本虚构派批判”，不久就写了《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编造么？》，刊于2002年最后一期《近代史研究》卷首，长达57页。
当然，放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有外部原因。2011年交大建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希望我能参与其事。我就受邀到了交大。因东京审判没有研究，主要是海外已出版的有限的文献，像国图、上图这样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所以我们开始倾全力搜集、整理文献。此外，也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还是有天花板，按战后审判结论复原史实有材料的困难。材料困难的意思是材料虽不少，但能反映全局的第一手材料太少。
记者：最后，想请您再简单概括一下东京审判研究的意义。
程兆奇：东京审判与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审判。就狭义的审判本身说，它已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它为法学、史学、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东京审判的研究价值并不仅限于狭义的审判本身。东京审判审理的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战争、伴随着战争的暴行，涉及到整个东亚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有创造性意义的重大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和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