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例。松井石根被东京审判检方起诉的罪名有39项，但判决时仅保留“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一项。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消极罪名和最高量刑的问题，因“不作为”和积极的“纵容”总应有区别，虽然东京审判是法官各自投票，判决结果并不是协商的总意，有偶然性；二是东京审判之所以称为A（甲）级审判，东京审判的被告之所以被称为A（甲）级战犯，是因为东京审判追究的主要罪责是A类罪行，即反和平罪。东京审判所有被告都被控A类罪行有罪，除了松井石根外，所有被告最终都被判处A类罪行有罪。松井石根被判A类罪行无罪，等于否定了他应为A级战犯。
而通过检查松井本人和东京审判辩方证人事发时的日记等第一手文献，证明他们在东京审判时集体做了伪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松井石根描绘成“亲中派”。说松井石根对“日中兵戎相见”“十分遗憾和惋惜”，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战争之所以不能结束，主要是中国军队随时准备集结反攻，日军只是被迫应战。这一伪证直接导致了检方提出的“实行对华侵略罪”被免责。翻开东京审判时松井谎称已销毁的日记，让人惊讶地看到，中日之战打到不可收拾，两国外交努力和德国居间调停最终因为日军攻占南京而彻底失败，正是由于松井石根不断突破日军中央成命造成的。松井石根1935年从台湾军司令官任上退休，“8·13”战役爆发的次日被重新征召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对日军中央决定由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和以“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附近交通要道”的作战目标，自始便明确反对。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投入五个师团，而且必须攻占南京。以后无论在淞沪战役打得难分难解时，还是中国军队撤退后，他的这一主张从未改变。从松井日记中可以看到，直到11月25日日军参谋本部多田骏参谋次长来电要求战线不能再超出无锡、芜湖以西，他还在日记中斥责为“因循姑息，诚不可思议”。在11月底日军中央决定进攻南京之前，松井石根不仅在行动上远远走在日军中央命令的前面，而且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对日军中央“不思进取”应该“鞭笞”（用的就是汉字）等的不满。所以，免除松井石根本来避无可避的“反和平罪”中的“实行对华侵略罪”，是法庭因证据困难的“不得不”。松井石根自己的日记是他向法庭提出的“宣誓口供书”的最好的反证，足见日本右翼得寸进尺，反而以此为松井石根鸣冤叫屈，完全站不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