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如何给日本战犯定罪?百卷尘封档案今天首次全球公开,文献"重见天日"背后……

2020-09-03 15:26:34 作者: 当年如何给日

摘要:经过近5年努力,正篇100卷(近五万页)、索引附录2卷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即日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百卷《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将在今天下午举行首发式。

据悉,《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是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的成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除了中、美、英、苏等十一国代表联合国在东京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即“东京审判”),中、美、荷、澳、英、法、苏、菲还单独在亚太各地设立了53个法庭,审判日本普通战犯。其中国民政府分别在沈阳、北平、太原、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武汉、台北和广州10个城市组建军事法庭。

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工作流程

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后,一直将搜集、整理、出版战后审判文献作为奠定战后审判研究基础的最重要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搜寻,研究中心找到了战犯处理委员会的关键档案,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共同努力下,这批档案终于列入了可以公开出版的规划。2016年以来,研究中心和二史馆分工合作,对档案进行重新编排、编制索引和附录,经过近5年努力,正篇100卷(近五万页)、索引附录2卷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即日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5年,战犯伴健雄罪行调查表

据本套书的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民盟盟员程兆奇教授介绍,与以往出版的战后审判文献都早已由美、日等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不同,这批文献是七十余年来第一次公开,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见天日”。并且,与以往已公开的局部相关档案不同,此次出版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是审判专门机构的档案,比之前的分散档案更为全面和完整。

程兆奇认为这批档案公开的重要意义不止于此。“审判日本政军财界领袖的东京审判虽有中国代表参加,但大量在中国“双手沾满鲜血”、违反战争法规的罪犯是在本土由我们自己审判的,从惩罚直接犯罪者的角度说,这是和我们相关性更高的审判,因此这一文献的出版十分必要。”

以下是对程兆奇的访谈,听他详述这份尘封七十多年的档案“重见天日”的始末,以及七十多年前的那一场场正义审判。

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主要从事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所著《东京审判》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好书”,获上海市社科一等奖等奖项。曾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社科项目,目前正主持国家抗战专项工程·战后审判项目。主持东京审判等战后审判文献的整理、出版,著有《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等书。

记者:为什么这样重要的档案,迟至今天才公开出版?

程兆奇:档案搜集并不容易。搜集、整理、出版战后审判文献是奠定战后审判研究基础的最重要工作。其中,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文献是我们搜集的一个重点。中心成员先后去台湾“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复回了部分档案,但由跨部会共建的战犯处理委员会的关键档案很久没有找到。确认这批档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已在多年之后。经过马振犊馆长等的努力,这批档案才终于列入了可以公开出版的规划。

自2016年以来,研究中心和二史馆分工合作,扫描原件、剔除混入的无关文件、重新编排、编制索引和附录,经过近五年的努力,这百卷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才得以出版。

除此之外,也有认识上的顾虑。比如许多日本被告人不认罪,一度认为这样公开对我们“不利”。其实不认罪本是常态,东京审判开庭之际有个“罪行认否”环节,留下了录影,从荒木贞夫开始,所有被告人都说自己“无罪”。有意思的是,在新中国的审判,被告经过改造,对被判有罪全部心悦诚服,即使回到日本,仍深悔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至死都忏悔不已。除了认识上的问题,还有历史的原因,主要是档案馆对何时公布哪些档案有自己的规定和惯性。

1947年,第一绥靖区审判战犯均是法庭职员任免令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从事战后审判研究之前曾进行过多年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问题引起我的关注,缘自日本的争论,我曾在《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的后记中说:“多年来我在翻览《诸君!》《正论》等日本右翼刊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议论时,除了‘难以服人’的感受之外,确实也留下了‘尚有待发之覆’的印象。如果说以后选择这一课题也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一双重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果仅仅觉得是‘一派胡言’或‘了无疑义’,便不大可能再有检讨这一课题的动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右翼开始向国外推销他们的主张,如日本重要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出版的英日文合刊的《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罪》,不仅免费寄送给美国重要学者,而且向美国政要和国会议员广为散发。当时中日两国的研究,犹如不相交的平行线,基本是各说各话。由于日本右翼并不仅仅是只有口号,他们由点及面的否定往往借助“实证”的外衣。因此,在不知情的第三者眼中,至少会留下各执一词的印象。检讨日本的相关研究,特别是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的研究,就是从想解决这一问题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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