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当官的最高梦想是出将入相，不过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人实在少之又少，因此退而求其次能做个封疆大吏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一来在地方上容易做出政绩，为以后进入朝廷中枢做铺垫；二来主政一方，大权在握，不像京官那样处处受上面限制。不过在清朝中后期，有一个地方的封疆大吏却让所有朝廷命官都唯恐避之不及，那便是总管广东、广西两省军民政务的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是清朝级别最高的封疆大吏之一，其职务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员。按理说，这个级别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那为什么清朝中后期的朝廷命官都不想担任此职呢？这还得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说起。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事迹想必大家都很清楚，此事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然后就是清朝被打败，被迫向英国人打开了国门。林则徐也因此被革职流放至新疆伊犁。
接替林则徐两广总督职务的是一个叫琦善的满族官员。琦善知道英国人不好惹，但又不想背负卖国的骂名，于是便采取了拖延策略。他一面满口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一面又找各种理由推脱，今天说广州的老百姓很生气，明天说朝廷的旨意还没下达，总之就是各种“打太极”。然而在拖了近一年时间后，英国人终于失去耐心。他们指挥军队攻占沙角炮台（即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以此要挟和逼迫清廷。无奈之下，作为朝廷在两广全权代表的琦善只好接受英方的议和条件，签订了《穿鼻草约》。事后，道光皇帝以琦善在《穿鼻草约》中擅自答应割让香港为由，令“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琦善之后的两广总督名叫祁贡，从个人能力上来看，祁贡既没有林则徐那样的刚毅果敢，也没有琦善那样的巧言斡旋。不过他的运气比较好，在长达三年的任职期间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事情需要他来扛着，因此祁贡最后是圆满卸任。
接替祁贡两广总督之职的人是一个叫爱新觉罗·耆英的宗室大臣。耆英在没上任前就已经被社会各界骂了个狗血淋头，理由很简单，在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他是当时的清廷代表，所以大家想当然就认为耆英是个卖国贼。
耆英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这更坐实了他卖国贼的身份。不过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耆英似乎也很难做出其他什么选择。
1848年，耆英终于打点好京城里的关系，调回北京供职，从而脱离了这个是非之地。然而后来朝廷发现他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没有如实上报与洋人签订的条约内容，结果导致清廷在外交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最终，耆英因“欺谩之迹益彰”被赐自尽。
琦善之后的两广总督名叫徐广缙。他在两广总督任职期间以强硬著称，英国人曾以武力要挟要进入广州城，但徐广缙坚决拒绝，并动员广州十多万百姓联合抵抗。在汹涌的民意面前，英国人最终屈服了，遂放弃入城要求。这件事情说大不大，但对于当时的清朝而言也算是有了一次难得的胜利，徐广缙因此备受赞誉。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徐广缙调任湖广总督，前往湖南平叛。所以他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算是平安着陆。
接替徐广缙两广总督职务的是叶名琛。在所有两广总督中，他的结局算是最悲催的一个。叶名琛主政广东十余年（此前职务是广东巡抚），因此他对如何同洋人打交道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叶名琛担任两广总督后，继续奉行拖延战术，时人称“不战、不和、不守”。然而此时洋人为了逼迫清廷履行不平等条约中的各项内容，正准备发动武装入侵，因此一味拖延自然难以奏效。
1856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开始攻打广州，并迅速破城。总督叶名琛被联军抓获，随后押送至印度加尔各答。在自知身处绝境后，叶名琛绝食明志，最终客死他乡，时年52岁。
在中国历史上，为气节而自我牺牲的人往往会被后世给予很高的评价，然而叶名琛得到的评价却是“粤人憾其误国”。客观的说，以当时清朝虚弱的实力，区区一个叶名琛又如何可以力挽狂澜呢？把“黑锅”都扣在他头上，实在有失公允。
六任两广总督，四人都因在任职期间各种原因而获罪，由此可见当时谁担任此职，谁就相当于被架在火上烤了。究其根源，并非是这几位总督能力不足，而是清王朝国力羸弱，没有与列强谈条件的资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官也无法解决无源之水。
参考文献：《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