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其全盛时期也不过仅仅两个世纪左右,然而也正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其塑造了影响后来西方历史的民主意识形态,然而后来的希腊或者说是雅典文明却昙花一现,而追溯其止步并最终暗淡的原因时,则不得不提到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波战争后,雅典和斯巴达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雅典拥有了当时最大的制海权,并继续控制着战争时期组成的提洛同盟,而相教之下则是希腊世界最大的陆上强国斯巴达和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对于战争而言,斯巴达和雅典都明白,最终势必会扩及到整个希腊世界,因此双方虽然互不服谁,都都在保持克制,公元前460年,双方曾经因为队伍内城邦的叛投问题有过擦枪走火,但不久后两方就站到了谈判桌前,签署了和平条约,双方同盟互不侵犯,然而和平条约的约束力很有限,希腊数十个城邦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外敌波斯消失时,城邦之间内部的矛盾便会显现出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主要有三个,雅典与克基拉签署的防御条约,雅典强推米加腊法令对米加腊城邦采取禁贸政策以及雅典强迫波提得亚城邦归向提洛同盟,因此从表面上看都是雅典似乎为了在转移内部的一些矛盾肆意背弃前约,在做挑衅举动,而令人诧异地是本应该先动手的斯巴达反而是极其理性的克制的一方,关于战争的罪魁祸首其实一直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寡头政治的斯巴达和其联盟和民主政治的雅典及其联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早晚需要有一方学会去臣服,由此公元前431年,斯巴达的同盟者底比斯以进攻普拉提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战争中虽然涉及整个希腊世界,但主要的双方还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拥有陆上优势,而雅典拥有海上优势,面对斯巴达陆上的强攻,雅典采取“长墙坚守”策略,不过由于人口的过于密集不流通致使了后面瘟疫的流行,雅典直接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外加当时的执政官,从当时的各种形势来看,雅典是不可能在陆地上打败斯巴达的,最多也只是和谈,在战争来到第六个年头时,雅典俘虏了一百多个斯巴达的贵族,掌握了战争谈判的筹码,然而当时的新上任的雅典执政官克勒昂似乎明显地意犹未尽,借此“敲诈”斯巴达,于是谈判破裂的双方只能继续以国运相赌,进行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由于顾忌那些贵族俘虏的安全,斯巴达开始从雅典转向进攻提洛同盟成员,然而无意之中的转向却达到了最佳的效果,斯巴达通过色雷斯行动远征切断了雅典粮食木头的运输通道,不过斯巴达还没等借助优势取得新突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雅典那位趾高气昂的克勒昂和斯巴达的主战派统帅在公元前422年相继去世,由此在战争即将进入到第十个年头时,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在尼西阿斯和约下,雅典释放了斯巴达贵族俘虏,而斯巴达也放弃了控制雅典后方运输的根据地,然而当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从来就已经不是双方的事了,而是多方的角逐,纵使斯巴达和雅典想收手,但雅典的盟友阿尔戈斯,斯巴达的盟友科林斯和底比斯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公元前418年,斯巴达大败阿尔戈斯城邦,而雅典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则又逐渐将双方引入到一个更大的漩涡之中,公元前414年,时隔八年的休战后,雅典和斯巴达再一次擦枪走火,而这一次冲突将不会再和之前的等同,因为雅典之前支持波斯帝国的一次叛乱,触怒了波斯,因此对于此时的雅典而言,它需要面对斯巴达和波斯两个强敌,而波斯的参与将给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划上个句号,双方又僵持了近八年后,公元前407年,斯巴达将领赖山德尔终于从波斯那里得到了营建海军的实质性的帮助,从而在制海权上开始抗衡雅典,再加上雅典公民议会对八名雅典海军将领的不合时机的处分,最终酿成了伊哥斯波塔米战役中雅典舰队的悲剧,由此斯巴达完全控制制海权,开始从陆上和海上对雅典进行完全封锁,公元前404年,众叛亲离的雅典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战争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经此一战雅典永远地退出了人类主流文明的视野,而希腊地区完全被打碎,成全了波斯和后来的马其顿,希腊世界归于暗淡,开始从人类主流文明的舞台中心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