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死亡具体化以后，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古往今来沧海桑田的无常；第二，朝代的兴亡；第三，个人生命的死亡。刘禹锡的诗就证明了这一点，“乌衣巷口夕阳斜”，夕阳快落山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无常。夕阳能够触动他们的就是这种广义的死亡，是无常、没有永恒的事物，所以当他们每天看到夕阳的时候，就是在遭受这种无常的折磨。中、晚唐诗歌中，夕阳也跟人生的道路跋涉结合在一起：路还那么漫长，可是夕阳快要下山了，我晚上要在哪里安歇？这与当时知识分子的茫然、徒劳无功，得不到安顿的心境是完全吻合的。刘长卿诗歌里满是秋风吹拂、夕阳余晖，他的心境都是无比萧瑟的。杜甫正是唐诗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秋风夕阳的结合，以及死亡美学、残缺美学都是杜甫晚年开创的。这归根结底是安史之乱大时代所造就的，所以厄运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同时可以成就一个人。
李白和李贺：不一样的超现实主义
欧丽娟研究李贺诗歌的“接受”史，即人们对他的正面和负面评价。通过晚唐以来，一直到北宋、南宋、元、明、清的后世评论的梳理，从中窥探时代转变的痕迹。李白和李贺其实存在一种人们接受上的“同步性”。在某个时代，如果李贺基本上是被肯定的，比如称赞他超现实，非常有想象力，打开了我们一般在儒家视野里禁忌的那个世界，那么同时期李白也同样是被赞美的，比如李白“白发三千丈”等超越现实的想象。同理可知，如果某一个时代，他们不喜欢李贺，觉得他阴悚，总是描写应该要避开的鬼魂，还有那个奇特、避之唯恐不及的世界，那么同时期他们也会觉得李白夸大其词，什么“白发三千丈”，“海水直下万里深”，是在乱说，不严谨、不负责任。
这种接受上的“同步性”揭示了二者之间的一个共通点：超现实，不在人间安顿。只不过因为生命力不同、时代不同，以致于这两位诗人安顿的方式不同。诞生于盛唐、非常健全有力的李白，当他不想在人间安顿的时候，他会前往光明的、永恒的仙境去追寻，所以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美丽的神仙，是一个清光朗朗的永恒、美好的世界。李贺也无法在人间安顿，但是他太脆弱了，因为他只有二十几岁，人生经验也不够，于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之下，当他不堪忍受人间丑陋的时候，他选择了翻转到地底下的幽冥世界，与李白往天上的仙境去追寻大异其趣。所以李贺会变成“诗鬼”或者“鬼仙”，但其实只是方向上的不同，在超现实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如此才在后世的接受史上呈现出了“同步性”。
李贺的诗还影响了宋词。因为他大量运用了乐府诗，他比李白的古体乐府诗更富有自由性、歌唱性和乐曲性，许多评注家注意到了这一点。词的长短的音乐调性，其实在李贺两百多首诗里面就已经出现，“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将进酒》），不怎么接近稳重的、均衡的、堂堂的诗歌，而比较接近音乐节奏感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