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宋庄 中华读书报
王充闾，作家、学者
访 谈
从六岁到十三岁，您读了八年私塾，还记得那时候的读书感受吗？
王充闾：往事如烟如梦，于今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和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像明人于谦说的：“书卷多情似故人”。见到书就爱不释手，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由于天天都要背诵，强化了记忆本能，也开发了记忆功能。直到现在，许许多多诗文仍然牢记心中。即便从来未曾寓目的，比如一首古人的七律，反复读上三两分钟，也能大致不差地背诵下来。
您的记忆力超强！但是也有人认为，进入信息时代，搜索引擎和硬盘代替了“人肉记忆体”。这种记忆能力已逐渐失效，您怎么看？
王充闾：这种认识，我不敢苟同。“心之官则思”，头脑的思维功能，要靠记忆对感知提供经验。读书学习须以记忆为基础；没有记忆，学习过程就会像“熊瞎子擗苞米——随擗随丢”。通过记忆，人们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能力，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记忆可使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与现在连成一个整体。没有记忆，一切心理活动、智慧积累，都将化为乌有。如果一切都仰赖于搜索引擎和存储硬盘，那还能谈到个性心理特征、独创性与创造性吗？而且，记忆是想象与联想的出发点；想象与联想则是恢复、重组、升华、定位既有信息、知识的过程。记忆力下降了，想象力、联想功能必然随之而弱化。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越丰富，知识面越宽广，联想、贯通的能力便越发达，可供联想与贯通的对象就越丰富。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来提供，那还怎样进行创作与研究？一个只靠电脑操作来从事创作与研究的人，岂不沦为一架会编组的机器！
当年所学有哪些内容？今天看有些什么价值？
王充闾：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像“四书五经”《左传》《庄子》《楚辞》《史记》《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些经典不用说了，即便是那些童蒙读物：“三百千千”、《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也都有一定价值。特别是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德育，注重人格、品性与道德自觉，强调从蒙童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生活习惯，大至立志做人、为国尽忠、齐家孝亲，小至行为礼节，连着衣、交谈、行路、视听等都有具体规范，成为我国教育的独特传统。朱光潜先生说过：“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
您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充闾：常读《四书集注》《老子》《庄子》《诗经》《反杜林论》《史记》《汉书》《古文观止》《聊斋志异》、唐诗宋词、鲁迅著作、《钱锺书论学文选》《中国哲学简史》等。
当下大家也很重视国学启蒙，您如何看待这种“国学热”的现象？
王充闾：近年来，“国学热”及与之相伴的整个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普及，作为民族之根、文化之源，涵盖了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所在。当前需要强调的，一是国学的研究和发展不应是热闹一时的短期现象，而应该长期持久地坚持；二是国学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实践的、理性的过程，今天进行研究与继承，应该立足于现实，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重建符合当代需要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以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精神；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存在许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接的方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天人和谐、系统思维、辩证理性，以及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知常达变、革故鼎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等，不限于本民族，对于整个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都可提供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王充闾：我的枕边书很多，像《世说新语》《东坡志林》《容斋随笔》《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随园诗话》《廿二史劄记》《耕堂劫后十种》《欧·亨利短篇小说集》等。它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成为一种精神享受。诗人戴望舒说过：“要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前明月枕边书。”清代书法家王梦楼自题一副对联：“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观花。”而且有助于放松身心，消闲遣兴。唐宋之交的李九龄写过一首七绝：“乱云堆里结茅庐，已共红尘迹渐疏。莫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当然，读枕边书绝不止于消遣与愉悦，其中还大有意义在。鲁迅先生习惯于“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他说：“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多读阙疑，博览益智。我喜欢以下三类枕边书：知识含量高，特别是于创作、治学有直接教益的；篇幅短小，文笔优美，而且易记适用的；有情趣，有兴味，引人心神愉悦或者发人深省的。
您眼下所读的枕边书是？
王充闾：我曾着力研读过“前四史”，主要是精读原著。近期读了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获益颇多。作者不仅勘核了正史中一些史实谬误，还就有关专题作综合性分析，比如关于《后汉书》，就“东汉尚名节”“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等大量专题，分析得丝丝入扣，有许多独到见解。《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讲：“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剖析得十分透彻。
从读枕边书中获益还有一个显例：《后汉书》作者范晔评论名将马援时指出：“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意思是，他指点别人如何免灾避祸，十分高明，自己却无法远离谗言嫌隙。莫非是身处功名之际就束手无策了？对于此论，我过去深以为然；待到读了孙犁《耕堂劫后十种·曲终集》中论述：“功名之际，如处江河漩涡之中；即远居边缘，无志竞逐者，尚难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况处于中心，声誉日隆，易招疑忌者乎？虽智者不能免矣。”深受启发：是呀，知人论世需要揆情度理，不应求全责备。读史，主要是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