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印象中，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是“多子多福”。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了这个风尚。但是，南宋的生育观就很不一样。也许是战争的关系，北方民众大量南迁，城镇人口急剧膨胀，使得老百姓不约而同地开始了“计划生育”。
“生子不举”，本是南朝时期农村的奇葩习俗。
它的来源最初带有迷信色彩，说出生在五月初五的男孩不吉利，“不举”就是不祥的意思。后来，“子”演变成了所有出生的婴儿，不分男孩儿女孩儿，且对出生日期，也不再特指五月初五。《宋史》和《马可波罗游记》中，就多次提及这个“生子不举”，这里指的是南宋后来的生育风俗：
每家的理想儿女数字是“两男一女”，生到第四个小孩时，“则率皆不举”，这个小孩会被父母丢弃，或者溺亡。这本是农村的风俗，后来更是演化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应该是和当时的家庭经济能力以及政府的一些政令有关。
这里，笔者就分析一下。
首先，经济原因应是主导因素；
对于社会中下层家庭而言，多一个小孩儿，就多一份负担。而且，这种想法也会对上层社会带来了一定影响。那时，执行的是“平分财产”，子女越多，财产就会摊的越薄。再加上，举国南迁，遗产一均分就所剩无几。由此可以理解为，这是保持家族持续的一个无奈之举。
当时的朝廷，为了适当控制人口，也提倡官绅不要生的太多。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你要生几个儿子，或者生几个女儿。因为，这种男孩、女孩比率2：1的模式，会导致未来的男性女性人口严重失衡，从而，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
其次，住房面积紧张；
当时的大城市，如：杭州等城市规模并没有真正扩建，但南迁的北方民众，却是越来越多。为了安置他们，朝廷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连寺院都成了他们的落脚之地。
虽然，后来开始大批量造房子，但是，土地资源稀缺，人口却是在膨胀。就如《梦梁录》所描述那样：“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所以，很多人只能租房，但租金要视房屋的面积来定，有上中下三个价格，至于是多少钱很难知晓。
不过，从史载的记录中，可以发现：在那个时期，朝廷频繁颁布诏令，可以延期交纳房租。从中可以推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每个月的房租，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多生一个小孩，可能就意味着要租更大的房子，或者建更大的房子，这未必不是困扰民众的一个问题。
再者，不担心弃儿无人领养；
当这股生育理念成为了社会主流“观念”后，朝廷不得不出手干预。毕竟，将新生婴儿溺亡的只是少数，大部分家庭都选择了“遗弃”的做法，朝廷也会对弃儿采取慈善救济行为。
马可波罗就曾记录：那些无力养小孩的家庭，小孩刚出生就会被丢弃，“国王尽收养之”。当时，负责收养婴儿的机构是“慈幼局”，或者称为“慈幼庄”，算得上是那个年代的创新。正是因为如此，老百姓并不担心家中的“弃儿”没有着落。
其实，民间这种做法，和朝廷形成了一种“对抗”姿态。朝廷也曾用法律或者一些宣教方法，来阻止这种“生子不举”，但又不愿意降低税负。
所以，面对经济因素的制约，人们会做出最本能的选择。
到了南宋，土地私有化进程加快，大量土地被官户或者富豪兼并。以至于，那些南迁的北方农民，只得沦为佃户。当时，战乱不断，收成不好，这些人的生活非常艰苦。按照当时的纳税法律，税金和每户的人口直接挂钩。这也逼着没钱的老百姓，以瞒报人口数量的方式，逃税。
南宋朝廷曾经颁布过“胎养令”，明确表态：“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并有详细的“补贴”孕妇以及养育贴补政策。除此，也有不少官员自发成立“举子钱库”，用于接济贫困家庭孕妇，一般的标准是：每生一胎，给米一石，给钱若干。
但是，权衡各种利弊因素，多数人还是选择不要小孩。而且，这种做法，一直“流传”了下来，有时并不是因为“赋税”，而是家庭实在养不起那么多小孩。
其实，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养孩子都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不仅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还要吃穿用度等方面给予满足，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养个孩子哪能那么麻烦，不就是吃穿用度吗，不就是上学吗，还能怎么样？
是的，这些事情在谁的眼里都很简单，但是，要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单说上学一件事，学区房，辅导班，兴趣班等等，不说花费多少，就是心力的付出，也是难以估量的。所以，比起古代，现代人养个孩子也是难上加难啊！
参考资料：
【《宋史》、《梦梁录》、《马可波罗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