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出现下一个女真，清朝皇帝使出了最大的绝招：信奉喇嘛！
汉传和藏传作为佛教的两支，一直以来都打得不可开交，至于哪一支更符合佛的原旨，恐怕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但汉传和藏传在明清时期的待遇是不同的，这不仅仅与明清两朝执政者的文化理念有关，实际上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儒释道三家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拿出来，将对自己不利的地方抹除掉，甚至是生生地造出一些理论，以符合当时的统治需要。
儒家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它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实际上儒家自从两汉以后就与孔孟精神相去甚远。
汉朝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宋朝朱熹所谓的"理学"，以及明朝王阳明所谓的"心学"，都掺杂了大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东西。
当然了，本文无意于讨论儒家是如何被玩坏了的，也无意于讨论三家哪一家更为纯粹，我们还是将重点放在标题所述上。明朝的皇帝总的来讲，对于佛教的态度是比较冷漠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扶植佛教以获取底层的好感，但是另一方面又打击佛教使其驯服，故而明朝的佛教只能往世俗化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佛教乱象的根源。
但是到了清朝，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它与明朝的不同，那就是藏传佛教也就是所谓的"喇嘛教"（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开始登堂入室，成为了皇家供奉的官方性质的宗教，现存的雍和宫是北京城规格最高的藏传佛教寺庙。
可以说在清朝初期，"喇嘛教"已经成为了清朝官方的"国教"，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和藏区、蒙区一样是"政教合一"型的政府，相反，清朝延续的是华夏一直以来的世俗化国家。清政府的历代帝王对于藏传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恰恰是通过尊奉喇嘛的方式来放大藏传的弱点，从而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这是清政府最大的绝招。
清政府的建立者原本是关外的渔猎型游牧民族，故而他们和蒙古的关系相当亲近，女真部落早期也受到了蒙古族的影响，除了信奉萨满教之外，还有一些人信奉藏传佛教。
但这些都不是关键因素，关键的因素是当时的蒙古诸部比如察哈尔部、喀尔喀部等部落都统一信奉喇嘛，而藏区以及青海一带更是遍布了喇嘛的势力，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以及后来的皇太极，都将信奉喇嘛作为拉拢的手段之一。
但努尔哈赤是明白喇嘛的消极作用的，例如他在宴请当时归降的蒙古贝勒时就说道："我国风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贤而善者，举之不遗；悖且且乱者，治之不贷，尔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
这事实上表明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女真人就对华夏的儒家文化相当熟悉，并且在内心深处已经有了认同感，故而他会用"我国"这个词。此后的皇太极，也揭露了这些僧侣的真面目："喇嘛等不过身在世间，造作罪孽，欺讹无知之人耳。至于冥司，熟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孽乎？"
甚至还言辞激烈地回顾了蒙元的灭亡过程，沉痛地指出喇嘛信仰是"误国"的。但即便是如此，这些帝王仍旧对喇嘛相当尊奉，顺治时期开始以国家层面的礼仪来尊奉达赖，以及班禅，康熙时期逐步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以及册封的规范。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康熙皇帝对喇嘛明显是怀有戒心的："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
这句话到了雍正朝果然应验了。雍正皇帝的暴死在民间有很多说法，其中流传甚广的就与藏传有关，传说雍正妄语自己破了禅宗的"三关"，而后入得三摩地门，就此悟得"正法眼藏"，并且在扬州等地开办了试点弘法，结果雍正帝暴死。
正是因为如此，乾隆五十七年才下令采取"金瓶掣签"制度来认证"转世活佛"，以杜绝蒙藏地区贵族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相互渗透。
清朝的统治者要么是对喇嘛嗤之以鼻，甚至是心怀仇恨，要么是因此无端暴死，为什么清朝的统治者还要一直抬高喇嘛呢？
这其实是清朝皇帝们的绝招，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下一个女真出现。蒙古部落历来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而青藏地区更是各种势力混杂，清朝的统治者对他们是鞭长莫及。
但是，利用宗教的消极性可以弱化蒙藏地区的人民，同时将皇权凌驾在喇嘛之上，从而控制蒙藏的贵族势力，这对于清朝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要知道，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短命而亡，与喇嘛教有着不可割裂的干系。
女真部落的首领在关外时，需要得到蒙古部落的帮助和支持，于是信仰就成为了最好的攀亲方式。但蒙古强大的战斗力令满清恐惧，于是他们想到了这一个狠毒的招数来牵制蒙古诸部落，叛乱已久的准噶尔部的灭亡与信奉喇嘛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而青藏地区更是棘手的存在，地广人稀的青藏是天然的屏障，得了青藏就等于多了一道保护墙，但清政府想要派人驻守如此广袤严寒的地区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宗教就成为了控制他们最佳的手段。
信奉喇嘛是清朝皇帝们的绝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下一个女真虽然没有出现，但一帮戴着十字架的传教士很快就远渡重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