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与思想语境，作者在分析解释香港流行文化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与西方理论话语进行对话。在《暴力之上的正义：张彻电影的美学基调》一文中，作者认为，张彻电影中独特的暴力美学是无法用“cult”（另类）、“怪诞”等现代西方话语来阐释的，因为张彻的暴力并不是赤裸裸地暴力展示，而是要通过暴力来让人领悟和理解“暴力之上”的“义”。同样，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精彩纷呈的武打特效和活色生香的女性身体上，同样也不能发现徐克电影的活力所在。在《暴力之后的抒情：徐克的江湖影像革命》中，作者发现，徐克电影最根本的“心法”在于“展示暴力背后作为人性基质的‘抒情’与‘侠义’的解构意味”。这样一来，张彻的“有义”与徐克的“有情”互为补充，共同奠定了香港江湖电影的伦理节奏。
▌徐克导演电影《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剧照
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位师兄指出，《寒战》系列电影其实是当下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格局下香港现实的隐喻，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影片中代表香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各方势力陷入了一场“寒战（cold-war）”之中。而冯庆认为，在这样一种社会日趋撕裂的局势下，源自江湖帮会并且在流行通俗文化中得到广泛呈现的“义气”经验或许能够成为弥合社会撕裂、重建中国认同的一种力量。毕竟，在香港漫长的殖民历史中，江湖帮会文化有效地与海洋契约文明保持着距离，维护着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在《义气的“丧服”：香港江湖影像经验史》一文的末尾，作者说：“在这天高海阔的大时代，每一个江湖人反而更加应当找回质朴真挚的‘初心’和坚毅不屈的‘豪情’，让双脚牢牢站定在有情有义的大地之上。”这样一种对比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关于陆地与海洋的区分：陆地性生存的核心乃是稳固的住宅，代表高贵的礼法传统；而海洋性存在中所行驶的船只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工具，意味着彻底的虚无主义，而“拥有如此惊人的大地空间的中国就是陆地对抗海洋唯一的乃至最后的制衡”。
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出，作者对“义气论”的阐释不仅具有古今之变的时间视野，还有一层中西之争的空间视野。不过，无论是时间性的古今之争或者是空间性的中西之争，实际上都难以概括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
根据作者在最近的一次说法，“经验史”写作的目的在于回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语及其生活实践当中，去挖掘一些让古典传统和现代生活能够接轨的、接地气的资源。这一说法其实可以与作者数年前在《当代青年与古典》一文中的心志剖白遥相呼应：“古典学家应当从事的工作是，将现代的种种伦理尺度与古典的伦理尺度进行对照，展开一定程度的反思。”从“现代与古典的对照”到“古典传统与现代生活的接轨”，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一贯的学术理想——在“古今之争”的视野中来“通古今之变”。对于古典学科班出身的作者而言，古典与现代首先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一种心性品质上的差异，其标准在于是否追求“至善、高贵和幸福”的生活。（责编：曾子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