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听冯庆兄谈到过他关于“江湖”的研究计划。从那时起，我就期待冯兄的书能够尽快面世。“义气”、“江湖”这些曾经引起我们无限遐想的浪漫字眼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哲学道理？这些又会为我们理解自身的当下处境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冯庆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从吴用到韦小宝：“以义驭气”与“集气成义”
《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开篇中对“义气论”的理论阐释构成了全书的题眼。在《自序》中，作者自陈书中所谓“义气”有别于日常用语中的“义气”，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带有一种“使动”意涵——使身体性的“气”化为伦理性的“义”。作为江湖社会伦理的区别性特征，身体性的“气”往往呈现出难以约束的暴力倾向，时刻威胁着日常生活的安定秩序。如何整饬和约束这种带有暴力倾向的“气”，是从古至今游民社会治理都会面临的一大难题。
诉诸身体规训的“义气”修炼意味着，“善”不能只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行动准则，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指导所有人的生活，规范他们的行为。当然，这样一种带有现实感和实用色彩的政治论说并不等同于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因为在身体规训之上，“义气”还有着更为高标的政治理想。
在《军师吴用与梁山聚义》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吴用这样一个“江湖知识人”形象的剖析，提示了在江湖治理中“以义驭气”的必要性。吴用作为小说《水浒传》中的“智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主人公诸葛亮。毕竟，在小说中吴用的道号便是“加亮先生”。事实上，在后世的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吴用也多以“羽扇纶巾”的书生形象出现。这一点事实上跟小说原文中的描写是有出入的。在小说中，吴用虽说也是个教书先生，但是手里拿的不是羽扇，而是铜链。更重要的是，与小说《三国演义》和现实历史中承载着“忠义”这一道德理想的诸葛亮相比，吴用在道德方面不仅乏善可陈，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毫无道德感的“邪恶的教师”。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世戏曲影视等造型艺术中要让吴用模仿诸葛亮呢？根据本书作者的说法，这样做乃是出于“历代民间知识人扬美隐恶的敏感意识”。作者之所以注重对吴用这类“江湖知识人”的分析，乃是因为作为“军师”的江湖知识人，必须要承担起“化气成义”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使命。在缺少基本文教素养的江湖世界中，具备一定智慧与才学的“知识人”往往会因为自我约束不够而滑向人性的低端，从而将江湖游民团体带向“有组织犯罪”的万劫不复之中。
▌在后世,吴用多以书生形象出现
如果说，吴用是作为堕落的江湖知识人形象时刻提醒我们“以义驭气”的必要性，那么兼具“流氓气”与“英雄气”的韦小宝则向我们表明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集气成义”的可能性。韦小宝是一个出生于扬州妓院的小混子，身上带有言行粗鄙、欲壑难填、手段下流等市井流氓习气，但正是这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人物却做了许多英雄该做甚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于是，金庸的这部封笔之作看上去便陷入了一种既“崇拜英雄”又“解构英雄”的矛盾之中。
在作者看来，这样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实际是我们早已固化但却有所欠缺的江湖想象的产物。金庸的《鹿鼎记》并非“旨在反讽中国的民间英雄叙事传统，而是要强调这一叙事传统具备通达中国‘九流十家’思想脉络与伦常义理的文化基因”。韦小宝的伦理精神底色是“讲义气”，而这种伦理观念的形成并不是靠阅读孔孟荀等儒家经典得来的。作为一个江湖“游民”，韦小宝身上的“义气”观念其实来自于扬州茶馆中说书人口中的那些英雄故事。
▌王晶导演电影《鹿鼎记》剧照
韦小宝身上的“义气”是一种身体性的“生命节奏”，它来自于“小说教”的“熏陶”。作者指出，通过“说书”来教育民众“讲义气”，实际上是宋元以来通俗流行文化所催生的民间教育启蒙手段，晚清梁启超、陈去病等知识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其改造为承载着现代启蒙理想的“新民”之手段。金庸实际上是在自觉地承袭这一传统，而不是要颠覆或者消解它，否则也不会在小说中甚至不惜以拖沓情节为代价来告诉读者“说书”与“义气”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金庸这里“讲义气”作为“时代精神”具有了新的内涵，它不再承载江湖知识人崇高的激进革命理想，而只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让追名逐利的世俗生活得以顺利进行”。
在作者笔下，金庸的《鹿鼎记》不仅没有“解构英雄”或者“反讽义气”，反而是在直面后理想时代英雄主义消逝的难题。集“流氓气”与“英雄气”于一身的韦小宝恰恰表明：虽然伟大和高尚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承担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集气成义”的方式保持民众对于高尚生活的向往和敬意。
重建中国认同的“义气”
香港是一个伴随着英国殖民活动发展起来的国际都市，本身有着极为浓厚的游民文化气息。英国殖民政策造成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又促使处在社会中下层的游民自发地捍卫以“讲义气”为核心的江湖政治伦理。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香港出现了像金庸、张彻这样自觉地从江湖生活中吸取立法经验的“城邦诗人”。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包含着丰富江湖治理经验的流行文化迅速在内地传播开来，深刻地影响了包括冯庆和笔者在内的数代人。不过，冯庆显然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关怀。
贯穿这些主题各异的文章的一条主线正是“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2002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学者张旭东的访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反思：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其中提到，现代性问题背后最大的紧张在于价值认同，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有力的辩护。2011年“启示与理性”推出了“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专辑，张志扬在文中直言，1840年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救亡与启蒙”其实是在“用别人的真理或意义求自己的生存”，从而忘记了或者说正在遗忘什么才是中国人最值得过的生活。2014年以来香港所经历的社会危机更是佐证了全球化语境下思考“中国人问题”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