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载垕（hòu），明第十二位皇帝，年号隆庆。由于其在位时间不到六年，因此许多人对于这位皇帝的关注度不高，但仔细观察了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会发现，隆庆时期实为承上启下、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
明朝末期，百弊丛生，面临着极大的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即位的穆宗，倚靠张居正等一系列贤臣能人，竭力解决了嘉靖时期留下的隐患。
隆庆皇帝
并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用人行政、理财、军政、边务诸方面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与此同时，这场革新还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明朝的“南楼北虏”问题，为此后万历初期的稳定打下基础。而隆庆革新的诸多措施，则被张居正继承和发展，成为万历十年改革的基本蓝图。由此可见，隆庆朝的革新活动，与嘉靖、万历朝的改革实为一脉相承，是明代中后期改革运动的重要环节。
（一）、革新动机：穆宗皇帝到底为什么要“革新”？
首先，穆宗这位皇帝的运气似乎并不是太好，在其即位之时，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统治危机。
由于嘉靖长达四十余年的统治之中产生了诸多弊政，在他即位后，这些问题便全部压在了穆宗的肩上，因此这也是隆庆时期君臣急需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这场“革新”的根本原因。
那么嘉靖皇帝到底留下了多少烂摊子呢？
嘉靖皇帝
烂摊子之一：世宗皇帝喜道，怠忽朝政，使得嘉靖朝政混乱
在明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帝需要通过日常亲政来推动政治运行。世宗本人尊崇道教近乎荒唐，他甚至依靠扶乱决定国家事务、政府政策和人事安排。而阁臣中也无人能够代替皇帝控制全局。夏言为政，估宠恃才，“旋进旋夺，与部臣互有低昂”后继者严篙亦取宠媚上，弄权害政。由此，崇道与长期怠政导致朝事日非，统治陷于危机之中。
烂摊子之二：官僚集团腐败与吏治废弛
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进而导致了奢靡之风的盛行，极大地冲击着明代政治和社会。当时
同时，这场奢靡之风也冲击了明代的吏治。在这种风气的不断熏陶下，官吏们开始中饱私囊，置廉耻国法于不顾，贪污受贿，藐视国法。等到了嘉靖时期，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到一定的地步了。正如时任都御史的王廷相所言：
于此同时，与官僚集团的腐败现象密切相关的是吏治废弛。这成为明代统治阶层自身的一大顽疾。长期以来纲纪不振、吏治废坏的政治环境，是滋生官僚腐败的土壤而官僚的整体腐败又使整肃吏治的工作举步维艰。
明代设科道言官，赋予其纠劫百司之责，旨在整肃风纪、澄清吏治。但在实践中，由于监察官员自身品行的局限及其所处官场环境的影响，他们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职能。嘉靖四十一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言：
御史的玩忽职守，清浊不分，考察不实，反而助长了士风的败坏。
烂摊子之三：财政危机
明代中叶，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严峻的财政形势始终是困扰嘉靖君臣的一大难题。嘉靖三年，留都南京的财政状况己经不容乐观。时任南京户部尚书的颜颐寿上疏称：
最严重的是，即使国家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但并没有影响世宗及皇室的挥霍，世宗营建频繁。嘉靖十五年以前，用于营建的经费已达六七百分，其后费用“增十数倍”，各种费财费力的营建工程层出不穷。工部工食之费无从所出，有时不得不建议征解地方累年通赋及借用各处赃罚银、榷税、桥梁税等项银两。
除此之外，世宗还频繁要求采买香料、珠玉宝石及烧造大量瓷器等，耗费相当严重。当宫室进用不足时，世宗便允许其从太仓借支。
总之，庞大的宫室进用，更加剧了则政恶化的状况。到隆庆即位时，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隆庆元年，户部上奏称，当时的太仓储备仅能够维持三个月的开支军储匿乏至极，高达百万两的边费无处筹措。因此，采取有效措施以扭转财政困境，必然是隆庆君臣的当务之急。
烂摊子之四：“南楼北虏”的长期困扰
明朝时期，一直受到边患问题的长期困扰，到了嘉靖时情况更为严重。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使嘉靖君臣早己筋疲力尽，而沿海一带频繁发生的倭患，又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嘉靖朝四十余年间，蒙古诸部对明朝北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几乎从未停止。为抵御蒙古诸部的威胁，明朝一方面大量增加戍军，另一方面则不断修建各种防御工程。由此，边费大量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更加沉重，以解决边费名义征收的提编、加派等附加税将百姓脂膏搜刮殆尽而经常性的作战与修建防御工事也让边地戍军疲惫不堪，军队中因此常常滋生不满情绪，甚至于爆发兵变。
嘉靖十二年，大同戍军就因修边工期紧张而发生骚乱。此外，由于类似的原因，辽东、广宁等地的戍军也都发生过叛乱。戍军叛乱的发生，固然有军队本身纪律松弛的原因，但边境危机的压力则是更为深刻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