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3月16日，李自成亲率大顺军，经过两个月的长途奔袭，占领了北京昌平。京城西部的大明郡县官吏将校不是举城投降，就是望风逃遁，将大明帝国的帝都拱手让给李自成。
兵贵神速，李自成深谙此理。
占领昌平，大顺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北京北边土城（元大都北城墙遗址），对北京城形成了包围之势，时间大概是傍晚时分。
大顺军进攻北京的消息，早已通过大明帝国的讯报系统传达给最高领导崇祯皇帝。
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崇祯皇帝于16日早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想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看如何能保卫首都，抵挡农民军的进攻。
但此时，大明帝国有勇有谋的大将都让他屠戮殆尽，剩下的虽不乏忠勇之人，但大多数是碌碌无为之辈，搞内部争斗一个比一个强，面对外部强敌却个个束手无策，要么首鼠两端，要不坐壁观上，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可想而知，这些大臣都是一副“但相顾不发一言”的嘴脸，人人哭丧着脸，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崇祯皇帝见这些平时对自己“三呼万岁”的人保持缄默，也不好追问下去。只要故作镇定的召见考选官，若无其事的给他们提出“安人心，戢狡谋，用兵足饷”的题目，让每个人给出答卷，当面凑对。
但他无论如何掩饰自己的恐慌，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被人当场察觉，他的手下很快发现了他的异常之处。
反常之一就是自己亲自斟水磨墨，自己倒茶喝水，这些事情放在以前，都是太监做的。而此时他不用太监，亲自来做，让在场的文武大臣吃惊不小，哪有皇帝亲自干这些小事，历史上从来没有，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反常之二就是偶尔有大臣汇报工作时，他虽然听得仔细，但留心观察，发现他患得患失，心不在焉，神情甚是恍惚。
当然，他还有很多反常之处，面对李自成的围城大军，他要是没有反常，倒显得有些不真实。
考选中途，突然有一位亲信太监匆匆跑进大殿，给最高领导送来一份秘密讯报。讯报文书是密封起来的，显得特别重要。
崇祯皇帝打开文件，抽出文书一看，脸色大变，急忙起身奔进内宫。
大殿上的文武百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一脸懵逼的站立在大殿上等候。皇帝没有发话，他们只能耐心在此站立。
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太监来到大殿，让群臣统统散去。
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让最高领导脸色大变的文书，就是昌平被农民军占领的讯报。
此时，京城的防务都是由崇祯皇帝亲信的太监负责。
这个一手剪除了大太监魏忠贤的崇祯皇帝，登基初期对太监们深恶痛绝，认为这些被阉割的太监是祸国殃民的最贵祸首，个个是人渣，决定限制他们的权利。可是到了后期，却慢慢发现，整个大明朝廷里，只要这些太监对自己忠心耿耿，可以信赖。
于是，这些被他压制的太监，又很快走到了管理国家的第一序列，被崇祯皇帝赋予极大权利。
然后太监毕竟是太监，有皇帝撑腰，搞权力斗争没有问题，但要论起排兵布阵、组织城市立体防务体系来，他们就显得特别白痴，没有任何用处。就像历史上的赵高，搞政治斗争绝对是一流水平，连大名鼎鼎的李斯都不是对手，但面对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却一无是处。
因此，北京城的防务工作在太监们的领导之下，可想而知，有多么可笑。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大明王朝最重要关头，崇祯皇帝身边已经没有一位有勇有谋的大将，即便是有，也得不到他的信任，被高高挂了起来。因为崇祯皇帝规定，除了太监，别人无权登上城墙，指挥军队。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明帝国的最后时刻，竟然和秦帝国的最后时刻，有很多地方高度一致。
在太监们的领导之下，守城的士兵没有饭吃，没有粮饷，大家都饿着肚子，谁还有心事打仗。面对斗志昂扬的大顺军，很多人都做好了投降或者逃跑的准备。
历史上，最容易引起士兵哗变的因素就是粮饷。当兵的卖命打仗，首先只求吃饱肚子，其次才是为了升职晋级，光宗耀祖。没有粮饷，就纯粹是扯蛋。
面对兵临北京城下的大顺军以及缺少粮饷补给的守城将士，崇祯皇帝又是恐慌又是无奈，他问大臣们有什么建议，谁知这伙平时只知道拍马溜须的大臣在危机时刻却低头不语，一个个不大气不吭，把压力全甩给年轻的皇帝。
看着这些面无表情的样子，崇祯皇帝不由得仰天长号，自言自语骂道：“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不知他是打自己的脸，还是打大臣们的脸。到了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也只能甩锅，这是他一贯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自己错杀了袁崇焕、逼死了孙传庭等大明王朝的柱石一般的人才这些事情。
17日，李自成在亲自坐镇沙河，任命权将军刘宗敏为前线总指挥，发起对北京城的攻击。
当然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都由两个部分组成，那就是以战促和，以和促战，一边积极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边架起飞机大炮，做出战争威慑之势，为赢得谈判桌上的成功筹码而装腔作势。就如同现在的印度，一边派出外交部长跟咱们谈，一边又大兵压境，以二十万大军做后盾，摆出一战定乾坤的架势。
李自成虽然是陕北绥德地区一个小山村的农民，但他有农民的狡黠，同时经过长年大起大落的游击作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上此时身边有一大群智囊团队辅佐，所以其战术思想、政治谋略也不可小觑。